陕西咸阳，一场原本应该喜气洋洋的婚礼，却因为一场所谓的“婚闹”，让两名伴娘蒙受了

陕西咸阳，一场原本应该喜气洋洋的婚礼，却因为一场所谓的“婚闹”，让两名伴娘蒙受了屈辱。她们不仅被几名男子强行绑在单车上，还在大庭广众下被人推搡着与陌生男子“强吻”，全程伴随着尖叫与哭喊。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拿起手机拍视频，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 根据浪涨新闻9月25日的报道，当天新娘李某邀请了两名多年好友为伴娘，本是希望她们在自己的大婚时锦上添花，见证幸福时刻。婚礼前半程一切顺利，直到最后“入洞房”环节，风俗中的“闹伴娘”被无限放大。几名男子冲出，将伴娘绑在单车上，捆绑到无法动弹。伴娘神情紧张，却顾及新娘的面子，起初并未抗拒。可接下来的行为让她们彻底崩溃——几名男子硬拉着另一男子上前，按着他的头去亲伴娘。 两名伴娘拼命挣扎，甚至发出尖锐的尖叫，一度眼眶泛泪。而被推搡的男子表情同样难堪，但在“人多势众”的架势下，也难以自控。周围的笑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极少有人表现出同情。对伴娘而言，本是友情的帮衬，却成了羞辱的舞台。 类似的婚闹事件并非首次发生。近几年社会舆论呼吁文明婚俗，但在一些地区，仍有部分人打着“热闹”的幌子，行不当之举。表面上是婚礼的“调剂”，实则是对女性人格和尊严的侵犯。 从法律角度分析，这起事件中的几名男子行为，显然超越了风俗范畴。 《民法典》第8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兜底条款，专门规制那些虽未被明确写入法律，但明显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本案中，涉事男子在众目睽睽下对伴娘进行捆绑、强吻，已经严重背离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进一步，《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伴娘在婚礼现场遭遇强制侮辱，属于对其人格权的直接侵犯。即便没有造成肉体伤害，也足以认定为严重的精神损害，她们完全可以依法向侵权人提起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从刑法角度看，涉事男子的行为还可能触及更严重的边界。《刑法》第237条规定，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本案更多表现为“恶俗婚闹”，但其客观行为已经符合“强制”和“侮辱”的特征。如果伴娘坚持报案，司法机关完全可能以刑法进行定性。 从社会层面观察，问题不止在于行为人，更在于围观者的沉默。很多人在现场选择袖手旁观，甚至附和取乐。有人或许心存不忍，却害怕“扫兴”，担心破坏新郎的“面子”；有人甚至觉得这只是小小的玩笑。可这种冷漠，恰恰纵容了侵权行为的发生。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一个群体的笑声，淹没了少数人的哭声，那就是对社会规则的践踏。” 法律的存在，正是为了守住边界。婚闹可以有，但必须以文明为前提。比如开开玩笑、互动小游戏，这些并无不可。但一旦涉及捆绑、强吻、猥亵，就已经不是“风俗”而是违法。 在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已有裁判参照。2021年，山东某地就发生伴娘被“婚闹”强吻事件，法院认定行为人侵犯了伴娘人格权，判决其赔偿伴娘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这一判例释放出明确信号：风俗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对于伴娘而言，维权的路径有三条：一是通过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二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三是向妇联、婚俗治理机构反映，推动对陋习的社会治理。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的陌生男子虽然也是“被迫参与”，但在法律责任上仍需厘清。若其在抗拒过程中被强行推搡，也可能属于被迫行为，责任主要在于绑人者和推搡者。但如果其存在主动迎合的举动，同样需承担责任。 这起事件还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婚俗改革的必要性。近年来，民政部等部门多次强调，要倡导文明节俭婚俗，抵制恶俗婚闹。2023年《婚俗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也提出，要推动形成“喜事新办、婚俗新风”的社会氛围。这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婚礼是庄重且喜庆的仪式，而不是侵犯和羞辱的借口。伴娘是出于友情前来帮忙的嘉宾，而不是被随意取乐的对象。当我们纵容“笑声里的伤害”，就是在放任对人格尊严的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