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走了，结束了她69年的苦难人生。我们姐妹三个，大姐最懦弱。 计划生育最严的那

大姐走了，结束了她69年的苦难人生。我们姐妹三个，大姐最懦弱。 计划生育最严的那几年，村里墙上还刷着“少生快富”的标语，她婆家连玉米面粥都喝不稀。偏偏大姐夫梗着脖子非要儿子，接二连三真得了两个。孩子瘦得像柴火棍，邻居看不过眼偷偷塞过煮红薯，这竟成了他们童年唯一的零嘴。大姐夫呢？永远蹲在门槛上呼噜噜先捞完碗里稠的面条，汤水留给娘仨搅和着咸菜吃。1992年冬月大姐坐月子，他攥着四个鸡蛋煮汤，竟偷偷藏起两个塞进裤兜，后来赶集换烟时才说漏嘴。那些年种麦子，父亲总牵着家里那头黄牛去帮犁地，泥浪翻涌中大姐弓着腰撒种，姐夫倒背着手在地头转悠。 开学季最熬人。二姐天不亮就摘一筐苦瓜塞给姐夫：“卖了吧，好歹凑学费。”他晌午才晃到菜市，蹲墙角打盹直到日头西斜。盖头一回房时，我丈夫和二姐夫连夜夯土墙，父亲把过年收的条子肉全拎去了。第二次盖房我凑不出整钱，把九千存款掰出八千递过去，自己啃了半年咸菜。直到我装修新房她才还钱，皱巴巴的纸钞裹着塑料袋，我抽五张塞回去：“当利息哩。”她捏着钱的手抖得像风里的叶子。 怪的是散养的孩子偏成材。两个外甥在深圳电子厂从流水线干起，如今一个管仓储一个抓质检，回村给老两口盖起二层楼。反倒我们精心养的孩子中考落榜后天天泡网吧。大姐63岁查出脑瘤时，二姐红着眼圈说“别治了”，俩儿子当场摔了病历：“赌命也得治！”手术室灯亮七小时，瘤子取了，眼睛却暗了。 谁料姐夫像换了个人。每天清晨兑温水给大姐擦身，胰岛素笔摆在搪瓷盘里像手术器械。他学会测血糖，笔记本上歪扭记满数字，推轮椅赶集时总把棉垫拍得蓬松。去年端午他竟被卖保健药的忽悠，停掉医院开的二甲双胍，换成一瓶瓶绿色胶囊。血糖仪爆表那晚，大姐缩成一把干柴。 送葬时那口柏木棺材厚实得泛油光，儿子哭喊着“妈一天福没享”。纸钱飞扬中我瞥见姐夫蜷在灵棚角落，手指反复捻着裤缝——他伺候她六年，最后三十天却亲手断送了她。黄土掩棺时，二姐突然攥紧我手腕：“咱姐这辈子，算解脱了吧？” 你们说，命这玩意儿到底讲不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