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停战谈判时，美国派出了5名谈判高手，我方正不知该派谁去谈判时，毛主席直接点名一人，并且说：吵架他可从来没吃过亏！ 这个人就是乔冠华，他是干什么的？当时他还不像后来在联合国那么出名，但他思维敏捷，文笔犀利，是周总理身边得力的外交干将。主席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顿时有了底。 当然，我们派出的代表团是个“组合拳”。明面上的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的南日大将，志愿军代表是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但真正的“大脑”和“操盘手”，是躲在幕后的李克农，我们那位传奇的“特工之王”。而乔冠华，就是李克农手下最锋利的一把“尖刀”，负责出谋划策，起草文件，关键时刻还要亲自上阵指导。 就这样，一场长达747天的“世纪大吵”在开城拉开了序幕。 美国人一上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提出了一个极其嚣张的方案。他们说，虽然陆地上我们打成了平手，但他们有“海空优势”，所以军事分界线不能划在三八线，得往我们这边推几十公里，把开城都划给他们。 这叫什么？这就是赤裸裸的讹诈！战场上拿不到的，想用嘴皮子抢过去？没门！ 我们的代表当然是义正词严地驳斥。美国人一看说不过，就使出了无赖的一招——“静坐”。首席代表乔伊往椅子上一靠，双手托腮，玩起了铅笔，一句话不说。整个会场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这可是在考验双方的意志力。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方年轻的谈判人员有点坐不住了，悄悄跑到隔壁帐篷请示李克农。李克农当时正在闭目养神，听完汇报，眼睛都没睁，只递出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三个字：“坐下去”。 这三个字，简直就是定海神针。大家一看，心里稳了，继续跟美国人耗。这一坐，就是2小时11分钟。最后，憋不住的还是美国人，乔伊只好悻悻地宣布休会。 第二天，美国人以为我们还会跟他们磨嘴皮子，结果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宣布开会后，一句话没说，25秒后直接宣布休会。这一下把美国人整蒙了，他们这才意识到，对面这群“土八路”里，绝对有高人指点。 谈不拢，美国人就又想打。他们的指挥官李奇微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结果，在夏秋季攻势里，他们又被我们揍得鼻青脸肿，伤亡了15.7万多人。这下，他们老实了，乖乖地又回到了谈判桌前，最终同意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 接下来，谈判进入了最艰难、也最丑陋的阶段——战俘问题。 按照《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双方应该无条件全部遣返战俘。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美国人为了挽回面子，非要搞什么“自愿遣返”。说白了，就是想扣下我们的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把他们强行送到台湾去，在政治上羞辱我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战俘营里使用了各种卑劣手段。后来担任过我方首席谈判代表的丁国钰将军，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95岁的老人都忍不住摇头。他说，当第一批交换回来的伤病员回到我们这边时，大家抱头痛哭。他们脱下衣服，身上全是被强行刺上的“反共抗俄”、“杀朱拔毛”之类的侮辱性纹身。 “他们受太多委屈了！”丁老将军的话，听着都让人心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被俘人员当时不敢回国，因为他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精神摧残。 面对美国人的无理取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1952年10月8日，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甚至直接宣布“无限期休会”，起身就走，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们屈服。 但他们又想错了。就在哈里逊转身的一刹那，我方代表团全体人员按照事先的演练，爆发出一阵响亮而充满蔑视的大笑，让外面的西方记者听得清清楚楚。 这一笑，笑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和自信。 当然，光靠“吵架”和“比谁更能坐”是赢不了的。谈判桌上的每一分强硬，都来自于战场上的胜利。毛主席的方针很明确：谈要耐心，打要坚决。美国人想谈，我们就跟他们谈；他们想打，我们就奉陪到底，而且要打得他们更疼。 就在谈判中断期间，志愿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43天的血战，把美军打得丢盔弃甲，彻底打碎了他们通过军事压力逼迫我们让步的幻想。 最终，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场战争根本打不赢，拖下去对美国没任何好处。1953年7月27日，美国人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签字仪式只有短短十分钟，全程没有任何交流，没有握手，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他们的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沮丧地写道：“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而我们的彭德怀总司令则豪迈地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场谈判，表面上看是唇枪舌剑，实际上是国力、军力和意志力的全面较量。我们之所以能赢，靠的不是某一个“吵架天才”，而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指导，是李克农、乔冠华等人台前幕后的智慧和谋略，更是千千万万志愿军将士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