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2年到1881年，清政府共派出了120名幼童前往美国。而这些小孩的平均年龄仅为12岁。如果按照原计划，他们将会在美国学习生活15年。但是在第9年的时候留学计划突然中断。绝大多数“幼童”被强制召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冲突最早出现在朝廷的辩论之中，有人坚决反对向西方学习，认为这是丧失国本；也有人主张必须派人出国，不然再多洋枪洋炮也造不出来。 就在这样的分歧里，容闳的计划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容闳出生在广东珠海的一个普通商贾家庭，南屏镇毗邻澳门，外来文化早已渗透。 由于家境勉强支撑，他有机会进入教会设立的学堂学习，课程里不只有《三字经》，还有算术、几何、地理和英文。 这样的环境让他在少年时就接触了双重体系，一方面是儒家经典，一方面是西式学科，正是这种背景，让他既能背诵经义，也能用英文朗读课文。 在学堂校长的引荐下，他被安排前往美国继续深造，那一年，他十八岁，背井离乡，踏上了大洋彼岸的道路。 抵达美国后，他被送入预备学校学习语言与基础课程，数年后，他考入耶鲁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与法政，在耶鲁的四年，他不仅完成学业，还结识了一批未来政坛与学界的重要人物。 他从课堂上了解到西方宪政体系、工业制度和法律框架，这些都在他心中埋下了改造中国的愿景。 如果按照他在美国获得的身份与人脉，他完全可以选择留在当地，从事律师或商人工作，未来或许能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过上安稳生活，然而他并未这样做。 1854年，他返回中国，彼时太平军纵横各地，局势混乱，清廷的重心在平叛，对教育与留学无暇顾及。 他只能在洋行、领事馆、官署之间谋生，担任翻译，撰写法律文件，做过顾问，也试着与清廷重臣搭上关系。 他逐渐与曾国藩建立联系，并借机提出培养新式人才的构想，但战事与财政压力让此事迟迟没有下文。 他耐心等待，利用翻译的身份不断接触洋务官员，积累人脉，十八年的辗转，才等来合适的时机。 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朝廷震动，曾国藩被派往处理此事，容闳随行担任翻译，亲眼见到洋人强硬姿态与交涉细节，曾国藩愈发认识到中外差距。 几番商讨后，他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建立公费留学制度，选派幼童前往美国，学习船政、制造、数理与军事，奏折明确指出，西方强盛根基在于教育，若要富国强兵，必须自孩童培养。 奏折送至京师后，同治帝批下“依议钦此”，清廷随即批准计划，设立留学事务总局，拨款一百二十万两白银，分四批送出一百二十名幼童，期限十五年。 1872年，第一批三十名幼童从上海出发，平均年龄十二岁，他们被带到新英格兰，分散寄宿在当地家庭，进入学校学习。 语言是首道难关，但孩子们在一年之内便能与当地同龄人无碍交流，他们写作工整，成绩优异，很快在课堂中脱颖而出。 在美国学校里，他们第一次接触自由讨论与公开演讲，第一次在体育场上与同学并肩，部分学生进入校际联赛，甚至组建棒球队和划船队。 他们逐渐融入校园，也逐渐意识到中外思想的巨大差距，白天学习科学与民主理论，晚上却要在监督局背诵经书、行跪拜礼。 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思考开始超越课堂，有人在毕业演讲中谈论国际时事，有人撰文批判鸦片贸易。思想上的独立让监督局感到不安。 按照清廷规定，他们不得剪辫，不得入教，不得入籍，然而部分学生为了方便学习和生活，暗中剪发、走进教堂，引发监督不满，有人因此被提前送回国。 为维持表面秩序，学生们学会了“两面生活”：在学校穿西装、藏起辫发，在管理局则换上传统服饰，矛盾逐渐积累。 第八年，新任监督吴嘉善上任，他态度强硬，认为学生沾染西俗，不可再留，逐一禁止社交活动与体育训练，强化儒家经义。 他上奏朝廷，称幼童“德行未立，志趣外移”，要求尽早召回，以免浪费国帑，容闳急切辩驳，指出学生成绩卓著，正进入大学深造。 李鸿章提出折中方案，允许大学生读完再归，美国方面的校长、政要、作家纷纷联名请愿，盼望延续，但保守派占了上风，朝廷再次批下“依议钦此”。 1881年，大批幼童被强制召回，他们的学业只进行到一半，多年的努力戛然而止，回国后，他们被分配到各类新式机构。 虽然未能完成专业训练，但依旧在铁路、矿业、邮传、教育、外交等领域发挥作用，留美幼童计划被迫中止，让许多人感到惋惜。 美国社会的校长、作家和政要都曾联名请愿，但仍未改变结局，中国社会内部则意见分歧，有人担心文化丧失，有人痛惜大好机会。 容闳本人则深感遗憾，他曾经设想的十五年宏图未能完成，但他种下的种子在之后的留学生潮中延续。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