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有个叫藤并猛的日本间谍，天天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喊：“毛泽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大陆的情报部门很快就查到了他的底细，甚至帮他转变了间谍的身份。 朝枝繁春（假名“藤井猛”）据称出身日本军方精英系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5期毕业生，后又于日本陆军大学（参谋本部培训系统）取得较高学历。 因其成绩优异，曾被赐以军刀，属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军刀组”——即那些在军校或参谋学院中表现卓著、被高层看重的精英军官。 在其早期军旅中，他被调入参谋系统，从事战役计划、战略部署、作战参谋等职。 在战争末期，他还被赋予重任，负责监督销毁或封存关东军731部队的部分罪证档案，以避免其落入苏军或盟军手中。 但随着苏联红军迅速进入满洲地区，他最终未能完全将这些秘密掩盖。他在日本投降后，被苏联俘虏，曾被拘押为战俘。 据说他在被俘后被押解至苏联或远东劳改场所，直到1949年8月7日被释放回日本或被遣返。 1954年5月的一天，中午约 11 点左右，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香港分公司办公室里。 一名日本男子走进来、站定、笔直立正，大声喊道：“毛泽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场的工作人员一时惊愕，不知如何应对。 那人喊完后若无其事地离开，去楼下粤菜馆吃午饭。次日，他如出一辙，再至同一时间、同一位置，重复这一场景：先喊口号，再去吃饭。 时间久了，引起驻港中国方面的怀疑——这肯定不是普通爱国人士，而很可能另有目的。中国大陆驻香港的情报部门马上介入调查。 通过口音、外貌、穿着以及进出轨迹，判断此人可能是日本人，且其来往频繁、目的不单纯。 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他背后有一个不甚起眼的日本商社作掩护——他在香港以商人身份经营渔业、水产品进出口业务。 这家商社据说名叫“东京丸一商事”，旗下有几条拖网渔船，在海南、广东沿海捕鱼，将捕获的海产品运至香港出售。 然后将获利部分带到台湾购香蕉，再运回日本售卖。整体经营规模虽不大，但正因其跨地区交易、资金流通及海运线路，为掩盖身份提供便利。 坚持每日“喊万岁”的举动，表面看似疯狂、滑稽，实则是其故意制造“人设”、故布疑云的一种手法。 他欲借此吸引关注、试探情报机关反应，探寻可进入中方体制或与中方取得接触的可能性。在情报机关的深入核查下，他们很快得知“藤井猛”不过是假名。 该人极可能就是战前的间谍或参谋系统成员，其真正身份为朝枝繁春。在中方掌握其真实身份后，并未将其简单处置或立即驱逐。 相反，情报机关、涉外部门认为，他若加以利用、改造，恰可充当一种“中日之间的信使”或“特殊通道”——即把他从战前残余的间谍身份转型为可控、可用的润滑角色。 根据公开报道，朝枝繁春后来在中日贸易、渔业输出、对虾交易等方面扮演了中间人角色。 传言中他在一次“喊万岁”的过程中，便获一名中方人士递上一张名片，对方邀请他私下谈谈。对方正是一名中方的处长级官员，建议他可协助处理中日之间的渔产买卖。 中方此举一方面是在试探他的诚意和“调整”可能，另一方面也希望借他这样的中间人打开与日本非官方的经济联系。 朝枝繁春据说借这一机会，推动了一批渤海湾对虾、海蜇、香蕉、柿饼、板栗等农渔产品的对日出口。这一系列交易并非小规模活动。 据报，他在谈判中曾以“东京丸一商事”为盖头，直接奔赴北京与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谈判，并最终敲定首批出口额：1000 吨对虾、1000 吨海蜇、3000 吨广东香蕉、1600 吨板栗、600 吨柿饼等配套产品。 这些交易背后，除经济利益外，还带有“信号”与“试验性”政治意味——朝方、日本方面可以借此观察中方态度、中日经济合作可能，而中方也可以借此摸索对日民间及经济互动路径。 朝枝繁春逐渐由单纯间谍角色向“商人 + 政治通道”角色转变。 到1957 年 2 月 27 日，他甚至出现在中南海，作为日本参议员辻政信访华期间的中方联系、翻译或牵线人之一。 在周恩来接见日本访客时，据说周恩来曾问他：“你的生意怎么样了？”暗示他已被纳入对日交流的更高层次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