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很少出现强奸案？其实和男人没有关系。从表面上看，古代的强奸案确实会很少发生，至于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明代乡野间，一个男人化身女匠，十年间祸害百余闺阁，官府档案却空白一片。这不是巧合，而是旧社会层层枷锁的产物。那些被埋没的哭声，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楚？ 翻开明朝史册，侵害妇女的案子少得可怜。官府文书里，焦点总在朝堂争斗和边关战事上，底层女人的遭遇往往一笔带过。律法摆在那，《大明律》对这类罪行定下重罚，犯者可能挨绞刑，甚至凌迟。可现实中，基层衙门执行起来总打折扣。地方官吏管辖范围广，案子堆积如山，加上人情世故，收点好处就草草了事。许多潜在线索就这样烟消云散，受害人家属想追也追不动。 这现象不是天生如此，而是社会结构使然。封建时代，妇女出门少，大户小姐深闺不出，农家媳妇忙里忙外，接触外人机会本就有限。加上男权思想根深蒂固，女人的话在公堂上分量轻，报案多半被当耳旁风。史官编书时，又偏爱大格局叙事，民间琐碎事难入正传。即使野史笔记偶尔点到，也多被边缘化。结果呢？表面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涌动。 说起这事儿，就绕不开成化年间的一桩旧案。山西石州人桑冲，早年家贫，被卖为养子，长大后无所事事，四处闲逛。成化元年，也就是1465年，他在酒肆闲聊中听说大同府山阴县有个谷才，靠男扮女装混迹十八年，干尽坏事却从没露馅。桑冲心痒难耐，赶去南关居民王长家拜师。谷才教他化妆技巧、裹脚方法，还传授自制药粉的配方。桑冲学了两年，成化三年，即1467年，便开始在山西、河北、山东一带流窜。 他专挑僻静村落下手，扮成流动女匠，背着针线篮子应聘教课。受害女子多达一百八十二人，每次作案后销毁痕迹，换地再犯。官府虽有律条，却懒得深追，案子多半黄了。桑冲逍遥十年，直到成化十三年，1477年夏，他在真定府晋州高宣家落脚。那天黄昏，他自称赵州逃妇，求宿。高宣一家信以为真，让他住进南厢。夜里，高宣女婿赵文举潜入房中，一探之下识破真相，两人扭打，高家惊醒，将桑冲绑了扭送县衙。 审讯时，桑冲招供一切，包括师承谷才和作案细节。官府核实案情，奏报朝廷。明宪宗朱见深震怒，下令凌迟处死。桑冲二十四岁，就这么伏法了。可这案子虽闹大，正史上却没留影，只在《庚巳编》这类小册子中提一笔，后来蒲松龄还借此写了《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可见，即便抓到人，制度漏洞也没堵上，类似祸事照样潜伏。 为什么这类案子少见？先说法律执行。律令虽严，基层不力是老大难。地方官收贿赂，证据不足就结案。山东一富家子祸害农家女，家人报官，县令拿钱说“口供不实”，不了了之。桑冲案中，他每次跑路，衙役懒追，案卷积灰。 再说取证难。那年代没高科技，全靠人证物证。袭击多在偏僻处，没目击者，官府常判“自愿”。河北一女子在井边遇袭，衣衫凌乱，却因无旁证不立案。桑冲专挑闺房，事后不留痕迹，查也查不出。 社会习俗更要命。贞节观重如山，女人丢了名声，不仅自己毁了，家族也跟着抬不起头。受害后，乡邻骂“浪货”，家里逼闭嘴。山西一女子遭桑冲害，家人为保脸面，让她咽下苦水，不敢声张。桑冲就吃准这点，一犯再犯。 报案门槛高，也堵死路子。得交银子，跑衙门盘问，穷人家哪扛得住？程序拖半年一载，衙役敲诈，官老爷刁难。河北一农妇报案，县官嫌证据薄，直接驳回，她灰头土脸回家，村里还指点。女人上堂说话，更没人信。 史书记录少，更是雪上加霜。男人们写书，盯着皇帝打仗、大臣吵架，下流事不配上台面。桑冲案在正史无踪，只野史一笔带过。时间一长，民间再多也没人记，强奸案就真成“稀罕货”了。 这些根子都在旧制度上。男权压顶，司法不公，妇女权益没人管。青楼妓院虽多，却治标不治本，底层疾苦照样发酵。战争时更糟，性暴力成工具，受害者多不计其数。可史书总轻描淡写，掩盖真相。 如今，我国反家暴法落地，妇女热线遍地开花，司法援助零门槛。教育普法进乡村，破除陈规陋习，让每个人在法治轨道上过日子。这不光是进步，更是担当。回顾旧案，正是为更好前行，守护好每家每户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