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17日，台湾“陆军总司令”黄杰走进一个小破屋，床上有一具尸体，等

1974年11月17日，台湾“陆军总司令”黄杰走进一个小破屋，床上有一具尸体，等着他来收，此人是他的昔日好友，也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国军名将李延年。 1974年11月17日这一天，一个电话打到了前“gf部长”、时任“战略顾问”黄杰的官邸。 电话那头声音很急，说有个老哥走了，情况不太好，请他务必过去看看。 黄杰一听名字，心里咯噔一下，放下手头所有事，立马赶了过去。车子七拐八绕，最后停在台北一个不起眼的小巷里。他走进一间破旧的小屋，屋里家徒四壁，床上躺着一具冰冷的尸体。黄杰走上前，看着那张瘦削的脸，眼眶红了。 床上躺着的这个人，是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是当年台儿庄战役里让日军头疼的国军名将，陆军上将李延年。谁能想到，一代悍将，最后的归宿竟是如此凄凉，等着老朋友来给他收尸。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战功赫赫的上将，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说起李延年，那在当年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山东人，黄埔一期毕业，这履历，在国民党军队里就是“天子门生”的代名词。北伐的时候，他就是团长了。1938年台儿庄大战，咱们都知道孙连仲守城是“孙钢头”，关麟征在外围进攻是“关铁拳”，而李延年当时率领第二军，负责在徐州外围打援，死死顶住了日军的增援部队，为台儿庄大捷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他这块坚硬的石头，台儿庄那盘棋就活不了。 后来的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哪次硬仗没他的份？他打仗有个特点，就是“硬”，人送外号“李铁头”。打起仗来不要命，对部下也狠，对敌人更狠。就这么一路从枪林弹雨里打出来，升到了集团军副总司令，肩膀上扛着闪闪发亮的将星。 1949年，风云突变。李延年被任命为第六兵团司令，负责福建的防务。结果大家也知道，兵败如山倒。在福州、平潭等地，他的部队被打散，最后只带着一些残部退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麻烦来了。打了败仗，总得有人负责吧？当时陈诚主政，严厉追究战败责任。李延年作为福建防线的最高指挥官之一，首当其冲。军事法庭上，他倒也光棍，没把责任推给手下，自己一个人全扛了下来。他说：“仗打败了，我是司令官，我负责。” 就这么一句话，换来了十年有期徒刑。 虽然一年多后就被放了出来，但“罪将”这顶帽子，算是戴上了。军籍没了，权力没了，什么都没了。他被安排了个“行政院顾问”的虚职，那点微薄的薪水，在台北根本不够看。 更要命的是他的性格。李延年是个典型的山东硬汉，脾气倔，不服输，更学不会阿谀奉承、拉帮结派。在官场上，这种性格最吃亏。他不愿去求昔日的同僚，也不想麻烦过去的老部下，就靠着那点死工资硬撑着。 日子久了，生活就陷入了极度的困顿。据说他晚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连看病的钱都紧张。一代名将，戎马半生，保家卫国，最后却被贫病交加折磨得不成人形。 直到1974年11月17日，70岁的李延年在贫病中孤独地离世。他走了以后，家里甚至拿不出像样的钱来办后事。老部下们无奈之下，才想到了黄杰。 黄杰当时是什么身份？他跟李延年一样，也是黄埔一期生。但在台湾，他的境遇完全不同。他当过陆军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台湾省领导人，1972年刚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是名副其实的军政大佬。 接到电话的黄杰，他立刻行动了。他不仅亲自到场，还以老同学、老朋友的身份，牵头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动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力，为李延年操办了身后事，让他走得体面了一些。 在李延年的追悼会上，黄杰亲致祭文，老泪纵横。看着灵堂里李延年那张黑白照片，他或许会想起当年在黄埔岛上，大家还是热血青年的模样；或许会想起在台儿庄前线，炮火连天，彼此生死与共的日子。那些峥嵘岁月，仿佛就在昨天，可一转眼，老兄弟已经天人永隔，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其实，李延年的悲剧，不是个例。那一批去台的国民党将领，命运各不相同。像黄杰这样平步青云的是少数，更多的人，像李延年一样，在时代的浪潮里，慢慢被遗忘。 这里就不得不提另一个人，关麟征。 关麟征，外号“关猛”，也是黄埔一期，陕西人。论打仗的勇猛和战功，他比李延年、黄杰有过之而无不及。长城抗战、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他都是绝对的主力，日军甚至称他“一个军要当支那十个军用”。 可就是这么一位猛将，1949年之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选择。他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台湾，而是带着家人去了香港，在一个叫牛潭尾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当起了农夫。 蒋介石多次派人请他去台湾，许以高官厚禄，都被他拒绝了。他说，自己征战半生，不想再卷入政治了。于是，昔日的集团军总司令，就真的在香港的田地里，养鸡种菜，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直到1980年去世。 你看，同样是黄埔名将，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 黄杰，顺应时势，在台湾官运亨通，得以善终。 关麟征，洞察世事，主动退出，在香港做了个隐士。 李延年，性格刚烈，时运不济，在台湾潦倒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