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刺客都有多拼命？当年同盟会内部曾经专门设有一个暗杀部门，19岁的福建侯官人方君瑛为部长，主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等年轻人。 1905年秋，东京的空气混着墨香与火药味。留日的中国学生在一间旧茶馆里秘密聚会，门窗紧闭，灯火昏黄。他们的谈话里满是“革命”“推翻满清”“流血”这些字眼。茶桌上放着一本新印的《民报》，扉页上印着一句话——“革命，非流血不能成”。 这一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演讲中说，光靠舌头喊口号没用，必须有行动。年轻人点头，他们的血气正旺，理想刚燃。革命，成了他们唯一的信仰。 可理想要靠命去换。自1895年乙未失败以来，一次次起义、一轮轮清洗，让无数年轻人明白，清政府靠的是枪，不是讲理。于是，暗杀这种最直接、最危险、最震撼的方式，成了他们的选择。 在东京，同盟会的“实行部”被秘密成立。名义上是负责行动，实际上就是专搞暗杀。十九岁的方君瑛——一个福建侯官出身的姑娘，被推举为负责人。她留着短发，穿男装，说话干脆。没人觉得她像个女人，倒更像个军官。 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一串名字，从此和炸药、刺刀绑在一起。那群人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却在密室里反复研究手雷结构、炸药配比、引线延时。他们的理想，不在书桌上，而在火药桶里。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暗杀不是犯罪，而是信仰的另一种形态。 方君瑛生于1884年，家族满门忠烈。她的弟弟方声洞，后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兄妹二人，一个在战场，一个在暗处。方家是典型的革命之家——全家以死为志，不以退为荣。 她早年留学日本，接触西方思想。清廷腐败、列强横行，她看在眼里。她的朋友说，方君瑛的笔记本里写满“救国”“复汉”的字样，还夹着一张炸弹结构草图。 她在同盟会中负责“实行部”，统筹暗杀行动。这不是虚职，她要掌握人员分配、武器制造、经费筹措。吴玉章负责联系国外买药原料，喻培伦和黎仲实在东京郊区实验炸弹。炸一次，失败一次，再换配方，再试。几次爆炸差点炸塌了仓库，他们就换地方继续。 他们白天穿长袍、读书，晚上聚在狭小房间，研究如何安放炸弹、如何引爆列车、如何制成袖珍雷管。方君瑛在一旁记录，声音冷静。她知道，这些炸药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唤醒沉睡的国人”。 她说过一句话，被后来人传为口号——“用一命换百命，天下自有明天。”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她每天面对的现实。那些年轻人活在暗杀名单的背面，每个人都知道，行动失败，就是死亡。 “实行部”的第一个目标是清廷重臣——摄政王载沣。那是权力的核心人物，刺杀他，意味着向帝国宣战。任务由黄复生、喻培伦执行，他们带着炸药潜入北京，在宫门附近布点。 那晚，他们等了三个小时。风吹过煤气灯，炸药埋在车道下。可引线受潮，未能点燃。两人被捕。黄复生在狱中咬断舌头，喻培伦自尽。 东京的同盟会收到消息，方君瑛没有哭。她在笔记上写了四个字：“行动继续。” 暗杀，不只是行动，更是一种精神传染。那几年，从东京到广州，从香港到汉口，同盟会的青年一批批涌向死亡。 吴玉章回忆，那些年几乎每天都有人写遗书。有人用毛笔写“革命不成，毋复相见”；有人在炸弹壳上刻字：“此弹为民请命。”他们都笑着出发，从不返回。 黎仲实负责掩护，曾醒专门跑情报。他们的通信用的是火柴盒暗语，遇到查验就烧掉。每一次寄信，都像赌博。有人刚写完密码信，就在码头被捕，再没回来。 暗杀行动接连失败，很多年轻人死在未爆的炸药边。有人炸死自己，有人被绞刑，有人被清军枪决。可同盟会的通缉名单反而越长。政府越严，行动越多。 1910年之后，清政府在全国布控，凡是携炸药、买硫磺的学生都被严查。同盟会的地下点被迫转入香港、南洋。方君瑛负责疏散幸存者。她的头发在短短几年间白了半边。 那时她不过二十多岁，却像老去了半生。 行动一再失败，她没有退。她开始负责筹款——从福建、香港的商会筹集军费，从海外留学生募集炸药。有人劝她离开，说女人何苦做这种事。她只是摇头，把钱塞进炸药箱。 那几年，同盟会的暗杀成了世界新闻。日本警察写报告说：“中国革命党人，年少激进，不畏死。”这不是赞美，是震惊。 当时的中国，贫弱而腐败。有人求洋务，有人修宪，而这些年轻人选择了最直接的办法——流血。 他们没能杀死摄政王，也没能炸毁帝国的根基。可他们用自己的命，在那个麻木的时代，炸响了一声警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清王朝坍塌。那些曾经潜伏在暗处的刺客，终于迎来了黎明。 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东京，幸存的同盟会员夜里痛哭。有人举杯纪念死者，有人默默写下名字——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方声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