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真幸福？地主也不聊生啊！ 福建建宁有户徐氏人家，几代人承租家族的祭田和学田。 到了徐明修这代，好不容易家里供他考上了秀才，科举却中断了。没办法，徐明修一边种田，一边当私塾先生，还开了豆腐坊和米房。多种经营，脑子灵光，逐渐富裕起来，有了属于自家的田产和林地，并且越来越多，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富户。 按照今天不少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路数，这样的富户，妥妥的地主兼工商业资本家，还不得幸福满满吗？ 这个问题，其实解放后，很多人也问过徐家的少爷徐伯贤：“你家在解放前很有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吧！” 但徐伯贤可乐不起来，说到这些，他不禁回首往事，长吁短叹：“那是什么样的世道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官匪一家，荼毒乡民，穷百姓们苦日难熬，自不待言，就是殷实之家，若不与地方恶势力勾结，又怎能安宁？哪来日子好过？” 换言之，徐家盘剥穷人，也同时遭受军阀、官僚、恶霸、土匪的压榨。民国的社会生态链，完全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 简单说，民国基层劣绅化。 劣绅来了，不但老百姓受害，“良绅”也就是那些相对遵纪守法，手段不那么极端的地主、商人，也成为砧板上的肉，而且相较穷人，他们的财产更多，“出栏率”更高，劣绅没有理由，不去宰割他们。 以徐家为例，也能看出民国时代，一般地主、商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1927年，土豪刘蟹溪以“打击土匪”，“维持地方治安”为名，组织民团，穷人出丁，富户也跑不了，人有了枪得你们买，还有各种组织经费也得你们出，不出？后果很严重，你就是“匪”，你就是不稳定因素，人家有枪有人，还不随时修理你？于是徐家被迫缴去银元500块。 民团组织起来了，总该能维持治安，撵走土匪了吧？ 1928年，徐家就被土匪抢了三次，仅一次肉票就讹了1200块。 惹不起我躲得起，徐家搬到隔壁的江西黎川，这下太平了吧？ 没想到遇到“官匪”了！ 土著军阀卢兴邦要“造福地方，兴办交通”，要县县通公路，开征筑路捐。 说得好听，直到1939年，卢兴邦老家——尤溪至尤溪口公路，也只挖了不足10公里的路基。其他几个县，比如沙县被搜刮去7万余元大洋，却一寸公路也没修。 真正给老百姓修路的是共产党，红军在解放了闽西北和闽北的几个县，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后，即发动群众，对原有古道、驿道进行改建、拓宽，计有14条，长达1000余公里，初步改善了闽西北各县之间及与闽西之间的交通状况。 至于县县通公路，处处天堑变通途，直到1958年才实现，这更是解放后人民政府的功劳，与反动派毫无关系了。 除了卢兴邦，还有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官匪。 比如国民党的乡长王衍繁，原来是土匪，就绑过徐明修的肉票，后来摇身一变，成了“体制内”，更明抢了！ 1943年，王衍繁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为借口，强迫徐家购买“同盟胜利美金公债”500美元。请注意，王是福建的乡长，徐现在是江西人，而且江西已经摊派过一次了，怎么你福建还要跨界摊派，而且重复摊派？ 徐明修拒缴，王衍繁大怒，强行把徐家在当地的土地、房产和商铺，统统充“公”，还在两地交界处的所有道路上，以安庆乡公所的名义，立下告示木牌，上书：“徐明修抗交美金公债，视同汉奸，该户在该地界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一律标封，充抵公费。” 莫名其妙，就成了汉奸？ 徐明修越想越气，从中央到地方，福建、江西两省都递了状子。 结果当然是官官相护，互踢皮球，最后你还得找王衍繁！ 最后怎么办？ 请看全文阅读：https://mp.weixin.qq.com/s/n0sYHd2bZbgUiODsqR_7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