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美国，一位女士正翻看来自国内的《光明日报》，不经意间，眼睛扫过一篇文章的署名，顿时，她心跳加速激动万分。 吴若兰盯着那行名字，像被电了一下，三十多年没消息的亲人忽然从报纸里冒出来，她带着那张报纸去找总领馆求证。 那时没有网络，纸质信函一路辗转，从纽约到北京，再到西宁，最后落在青海的研究所。 当时吴天一刚从野外回来，听到“有家人找你”愣了好久。 回信寄出，电话打通，几句问候把一家的牵挂接上了线。 两年后和家人见面，他除了激动之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研究初衷。 没多久他又回到高原，把去留放在次要位置，把研究放在第一位。 那篇登在1980年10月6日科学副刊的文章，是他在调查途中写下的总结，讲的是高原人怎样在稀薄空气里活得稳当。 他把现场观察写成文字，既让外界看到研究进展，也让失散多年的亲人找到他。 青藏线上人多车密，缺氧反应像影子一样跟着人走。 他和团队把多年积累的办法用在一线：制氧、氧舱、分级处置、应急转运，一条条定在方案里。 人和设备跟着线路移动，把风险压在脚下。修铁路那几年，十四万工人在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的工地干活，无人因高原病丢命。 这不是奇迹，而是多年摸索和无数次试验换来的结果。 他在高原跑了半生，车祸留下十四处骨折，耳膜穿孔、白内障、高原性心脏负担这些伤也都在，但他仍往那片地。 国际同行把慢性高山病的量化诊断统一成记分体系，用“青海”命名。 这意味着中国现场研究的经验成为国际规则的一部分。 吴天一的一直用自己全部的能力在付出，他不是没有选择。 他见过团聚、看过舒适的岗位，也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他做了很多人不愿做的决定：把自己和研究都留在高原，把青春、健康、名利换成一条更安全的铁路和一套更科学的标准。 对他来讲，努力做研究是面对家人、病人、工程和学生的唯一答案。 那几年，国内对高原病的认识还不足，缺氧、肺水肿、心脏负担这些概念离百姓太远。 最难的不是写论文，而是让“该怎么做”变成人人能照着执行的流程。 他一点点科普和研究，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想要放弃的想法，当别人问他“值不值”，他不多解释。 他的方案让十几万人在极端环境下少走弯路，救下的不是个体生命，而是一种安全感。 他解决的不只是铁路工地的问题，也是高原牧区长期医疗短缺的难题。 藏族人叫他“好曼巴”，意思是好医生。那不是荣誉，而是一种信任。 他不靠会议室讨论，而是花时间看真实的人群。 他把路线推向更高的地方，把调查做进村落和工点，让数据带着泥土气。 他的研究有现场温度，也有标准的厚度。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真正重要的知识往往藏在偏远处。 高原病防治看似冷门，却关系国家工程、交通安全、边疆健康。 吴天一那句“缺氧气，不缺志气”，不是口号，而是一份行动清单。 他被称作“把生命镶在高原上的人”。 这句话不夸张，却也不神化。 年轻人如果想知道什么叫科研的根基，可以学他三个习惯：看真问题，做笨功夫，让标准落地。 他一直在奉献自己，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主要信源：原文登载于中国青年网 2021年11月15日 关于“吴天一: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