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兆惠收复新疆和左宗棠收复新疆，就能看到清朝中期和晚期财力上的区别。 先说兆惠。他是在乾隆年间被派去西征的，那时候的清王朝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后半段。虽然已经出现一些财政隐患，但整体国力仍然处于高峰期。 乾隆皇帝财大气粗，为了维护大清天子的面子和边疆的稳定，几乎不计代价地进行远征。 兆惠当时带兵深入数千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后勤全靠从甘肃、陕西、内地驮运粮草，甚至还调动了西藏的兵力协助作战。 这种调动在今天看来都让人头皮发麻，但乾隆能拍板，就是因为朝廷财政尚能承受。虽然代价巨大，消耗惊人，但国库还能硬扛。 乾隆在位时，清朝的白银储备曾达到历史高峰，国库银两数量惊人。即使损耗严重，依然能支撑起数年的远征行动。 然而，兆惠这场战争投入虽大，但背后的财政支撑是“真金白银”，没有借债，没有摊派到地方官员身上，朝廷自己兜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政特征。 即便战事拉锯多年，中央财政仍能维持基本运转，地方官员负担有限，百姓也未因此遭受过度压榨。 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非常高水平的国家财政运作了。换句话说，乾隆年间的清朝，是有底气去打一场“花钱不眨眼”的战争的。 再对比左宗棠的情况，就能明显看出清朝晚期财政的捉襟见肘。左宗棠在同治年间出征新疆，那时候的清政府早已风光不再。 鸦片战争后，赔款不断，关税被外资银行控制，内地连年战乱，财政系统几乎瘫痪。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批“中兴名臣”为何能在地方调兵遣将，说白了就是中央财政已经靠不住了，地方督抚要自筹军费。 这种“地方包干制”的财政模式，虽然在战时有效，但长期来看对国家统一财政体系是极大的削弱。 左宗棠出征时，军费几乎全部靠他自己在两江、闽浙一带筹集。甚至连军饷都要靠湘军、淮军体系内部筹措，很多时候是靠借债，甚至向外国银行融资。 最尴尬的是，等他打赢了，中央还一度犹豫是否承担还债责任。这种财政模式，和乾隆年间的“皇帝买单”天差地别。 更何况，左宗棠还要面对俄国在北疆蠢蠢欲动的压力，外交、军事、经济三线作战，几乎是凭借个人声望和地方资源硬撑起来的。 因此，虽然左宗棠的军事才能令人佩服，但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清朝此时已属强弩之末。 这两场战争的对比，不只是军事行动的胜败问题，而是反映了清朝财政体系从“中央统一调配”走向“地方各自为战”的过程。 兆惠那一场，是在“一个财政系统”下调动资源的典范，而左宗棠那一场，则是“财政碎片化”下的产物。 很多人可能觉得左宗棠的胜利更难得，但正是这种难得，才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里，打仗不能靠个人英雄主义，财政系统的健康才是支撑国家行动的关键。 从兆惠到左宗棠，不只是时间跨度的问题，而是从“国富兵强”到“入不敷出”的真实写照。 清朝在兆惠时代还能凭借强大国力进行大规模远征，而到了左宗棠时代，连一场边疆战事都要靠地方绞尽脑汁筹钱。 这种财政能力的变化，其实比战争本身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财政就是国家的筋骨，没有财政支撑，再强的将领也无力回天。 左宗棠之所以能成功，更多是因为他个人强悍的执行力和调度能力，而不是国家财政的强势支撑。相反，兆惠的胜利，才是靠国家财政能力稳稳托起的结果。 所以，从这两场看似类似的战争中，我们不难看出清朝财政能力的结构性变迁。兆惠的时代是清朝的“财力巅峰”，左宗棠的时代则是“财力衰退”的象征。 军事胜利的背后，其实是国家财政系统是否健康的真实反映。清中期打仗靠国库，清晚期打仗靠地方，前者是国家能力的体现，后者则是国家权力下沉的无奈。 素材来源：收复新疆，左宗棠下了一盘大“棋” 2024-10-19 06:43·决策与信息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