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吴石案的一个细节，后背发麻。陪他一起上刑场的六个人里，居然只有一个是党员。尤其是他的两个副官，明明可以撇清关系活下来的，可他们偏不。就那么梗着脖子，陪自己的长官走完最后一程。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1949年，是乱世转折的关键节点。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标志着大陆政局巨变，那年夏末从福州港大批部队匆忙撤离，吴石作为陆军中将，从绥靖公署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直接进入蒋介石决策核心。他早年黄埔军校毕业，抗日战争中积累军功，到岛上时已获高层信任，负责东南沿海防务统筹，从金门到舟山，数百页布防图详载炮台位置、兵力分布和补给线路。这些文件本质上是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军事蓝图，吴石表面融入体系，参与战略会议，实际借职务便利搜集情报，通过旧部渠道转交香港。他的双重身份维持近一年，帮助对岸调整登陆策略，避免多次失利。国民党当时急于稳固岛屿，情报防护形同虚设，暴露高层防御漏洞。 吴石的情报工作严谨高效，他未正式加入任何组织，却在何遂影响下承诺提供援助。从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前夕开始，他手绘火力网草图，微缩成胶卷藏入信封，交由联络人运出。次月舟山群岛战斗中，又提供坐标数据，影响国民党守军配置。这些材料通过渔船链条跨越海峡，价值巨大，却未引起警觉。 吴石的副官聂曦和王正均负责外围事务，如文件调度和行程安排，从未触及核心译码。聂曦福建籍，上校军衔，早年随吴石转战；王正均出身普通，忠诚迅速升职。他们处理日常公文时，只知吴石在做对国家统一有益的事。这种分工确保安全，直到1950年初网络松动。国民党保密局加强巡查，但内部信任机制薄弱，让吴石的空间持续存在。他的贡献虽隐秘，却直接削弱岛屿防御，体现了个人选择在历史转折中的杠杆作用。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保密局抓获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后者供出联络记录，包括“吴次长”字样，成为导火索。行动队迅速锁定吴石网络，2月底吴石妻子王碧奎和副官聂曦落网，3月2日吴石本人被捕，当时他正销毁最后电码。保密局档案显示，全案逮捕11人，主要涉及军方人员，如联勤总部中将陈宝仓和情报员朱谌之。 朱谌之化名潜伏，负责岛内协调，却因交通员短缺兼任吴石联络。蔡孝乾的供词撕开整个潜伏网，暴露400多名情报人员。国民党高层震动，蒋介石亲自批示严办，视此为匪谍案典型。吴石从被捕到审讯保持沉默，只列出事实细节，未曾招供副手。这种连锁反应凸显情报战的脆弱，一人倒下即全盘崩塌。 审讯过程拉长数周，保密局地下室成为焦点，吴石单独关押，面对轮番质询，只承认情报事实，却不牵连他人。聂曦和王正均作为副官，本可签悔过书脱身，国民党标准宽松，若指认吴石施压即可释放。但两人一口否认，从头到尾强调全过程知晓，一同担责。聂曦自白书虽存，却未出卖长官；王正均少校，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任职，同样闭口不提不利细节。审讯官多次暗示职位低微、无直接接触，可换取宽大，两人始终拒绝。国民党档案记录，他们的坚持让调查陷入僵局，迫使高层升级压力。这种选择并非党籍驱动，六人中仅朱谌之是正式党员，其余五人均普通军官。他们的立场源于对吴石个人信赖，以及对事务本身的认可，反映乱世中个体忠诚的复杂性。 审判在5月展开，军法处大厅宣读罪状，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判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王正均、林志森六人死刑。林志森涉外围联络，王正均处理档案，两人均未碰核心机密。蒋介石阅报后暴怒，下达死刑令，执行日期定为6月10日。 国民党视此案为检肃典型，报纸大肆报道，旨在震慑潜在匪谍。六人闻判默无一语，整个过程暴露国民党司法的严苛，宽大仅限于低层，核心人物一律从严。这种判决虽快速，却忽略副官们的从属性质，凸显白色恐怖下的高压氛围。案子结尾虽草率，却留下了忠诚的注脚，让后人反思个人抉择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