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台湾39年的谢汉光，如何在晚年回归大陆? 1950年春，台湾岛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中。蔡孝乾的叛变像一颗炸雷，400人的地下党名单落入特务手中，随后1800人被捕，1100人倒在血泊里。这场浩劫中，时任台湾省林业试验所职员的谢汉光，成了少数从死亡名单上“消失”的人。 那天，一封匿名信悄悄送到谢汉光手中，纸上只有简短的警告：“速走”，还夹着30元应急经费。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让他瞬间警觉，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刻转移到几公里外的嘉义县分所。可安稳日子没几天，农场同事匆匆跑来告知：“警察去莲花池抓你了，没找到人才走！”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透了他——身份已经暴露，嘉义县再也不能待了。 他第一个念头是找同志。谢汉光连夜赶往台中畜牧场，那里有同为地下党员的同学梁铮卿。可到了地方才发现，畜牧场早已人去楼空，打听后才知道，梁铮卿几天前就被特务抓走了。看着空荡荡的牧场，谢汉光心里一沉：党组织怕是已经被打散了。 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信里的建议，辗转来到台中南屯村。在广西大学校友的暗中帮助下，他原本计划前往台东林场隐蔽，却在途中遇到了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老农民杨溪伯。为了活下去，谢汉光只能谎称自己是国民党逃兵，因没有户口无处落脚。杨溪伯心善，留他住了几天，可眼看查户口的风声越来越紧，老人不忍心看他被抓，便把他送到20里外的深山里。 深山里的日子苦不堪言，谢汉光靠挖野菜、摘野果充饥，饿到头晕眼花时，他甚至想过放弃。直到某天，他在山林深处发现一个小村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村长，恳求能留下来。可村长一口回绝：“我们不接纳外人，万一你是匪谍，整个村子都要遭殃。” 看着村长坚决的态度，谢汉光摸出贴身携带的两枚金戒指——这是他和妻子曾秀萍结婚时的信物，也是他唯一的贵重物品。他把戒指递到村长面前，声音沙哑：“我不是坏人，只是想活下去。这两枚戒指，就当是我给村里的添补。”村长看着戒指，又看了看谢汉光憔悴却真诚的脸，最终松了口。几天后，村长给了他一个新身份：“以后你就叫叶依奎，这是他的户口，人已经失踪一年多了。” 从此，世上少了一个叫谢汉光的地下党员，多了一个叫叶依奎的普通村民。有了户籍，他暂时不用再躲躲藏藏，可夜深人静时，他总会拿出藏在贴身衣袋里的小照片——那是妻子曾秀萍和儿子的合影。他想起1945年在香港的那个清晨，当时他刚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妻儿的安全，他强忍着不舍，让他们先回广东丰顺老家，自己则独自赴台潜伏。“等任务完成，我就回家找你们。”这句承诺，成了他往后几十年的精神支柱。 为了在村里站稳脚跟，谢汉光把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学到的林业、农业技术全都用上了。他教村民改良水稻品种，帮大家解决果树病虫害，甚至带着村里人修水渠、建沼气池。渐渐地，村民们都喜欢上了这个“懂技术、肯帮忙”的叶依奎。有人看他一直单身，热心地给她介绍对象，每次他都笑着婉拒：“我习惯一个人过，挺好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心里早已装满了远方的妻儿，容不下别人。 日子一年年过去，白色恐怖的阴影渐渐淡去，可谢汉光始终没放弃寻找党组织。他曾借着去县城赶集的机会，偷偷打听当年同事的消息，也曾试着给大陆的老家寄过信，可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退回来。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两岸终于可以互通音讯。谢汉光的心重新热了起来，他托人辗转联系上广东的亲戚，当得知妻儿都还健在，妻子曾秀萍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改嫁时，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无人的角落里哭成了泪人。 1988年12月，68岁的谢汉光（叶依奎）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返回大陆的飞机。当飞机降落在广州机场，他看到人群中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妻子曾秀萍头发已经花白，正踮着脚朝出口处张望。四目相对的瞬间，所有的等待、思念、煎熬都化作了泪水。“我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两句话，跨越了42年的时光。 回到丰顺老家，谢汉光终于见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有从未谋面的孙子、孙女。看着满堂子孙，他感慨万千：“我欠你们太多了。”1995年，经当年一同在台潜伏的战友陈仲豪证明，谢汉光的身份正式得到确认，他以一般干部身份办理了离休手续，每月能领到426元的工资。有人问他，这39年的潜伏岁月后悔吗？他摇了摇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守住了信仰，也等到了家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1996年，80岁的谢汉光在丰顺老家安详离世。临终前，他紧紧握着妻子的手，看着墙上挂着的“叶依奎”的身份证，轻声说：“我终于可以用谢汉光的名字，陪你走完最后一段路了。” 这位潜伏孤岛39年的共产党员，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信仰的力量，也书写了一段跨越世纪的爱情传奇。他的故事，像一盏灯，照亮了那段黑暗的岁月，也温暖了每一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