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mo Kwame Sundaram，联合国前官员、马来西亚经济学家、亚太智库研究员 编译：亚太日报 张烁 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必须不断改善，以更好地应对当前迫在眉睫的挑战，否则就可能与时代脱节，困守于历史的桎梏之中。 东南亚 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立，最初旨在应对1963年9月马来西亚成立后出现的地区紧张局势 —— 马来西亚的成立引发了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矛盾，而新加坡则于1965年8月脱离了这个新成立的联盟。 与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不同，东盟并非冷战时期的产物。SEATO是美国1950年代初建立的若干区域安全机制之一，现存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是北约。 东盟最重要的举措是于1973年发布采取“和平、自主与区域中立”的宣言（ZOPFAN），当时距中印战争结束尚有两年。 区域经济合作 该地区此后推出了四项重大经济倡议，首项即是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AFTA成立于90年代初贸易自由化热潮的高峰期。除初期“一次性”的贸易自由化效应外，此后的实际经济转型成效微乎其微。 贸易自由化专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在其2008年的遗作《贸易体系中的白蚁》中，将优惠性多边及双边自贸协定比作“白蚁”，认为其正在侵蚀世贸组织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承诺。 此类协定看似互利，实则如白蚁般暗中侵蚀多边贸易体系的根基——通过助长歧视性政策，最终瓦解非歧视性原则。 对所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盲目热忱，反而削弱了多边主义，自20世纪末以来更引发反制浪潮。 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发达经济体纷纷筑起保护主义壁垒，因此对自由贸易的承诺更显得可疑。与此同时，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特别是在今年，美国的贸易政策已使世贸组织对1994年《马拉喀什宣言》所作的多边主义承诺沦为笑柄。 不对称金融化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本应为金融化风险敲响警钟，但西方却将其归咎于亚洲的傲慢自大。在总裁米歇尔·卡姆德斯的领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举措甚至违背了该组织自身的《协定章程》。 当日本财相宫泽喜一与副大臣坂场荣介提出东亚金融救援计划时，该方案很快被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否决。最终，东盟+3（含中、日、韩）共同制定了《清迈倡议》。此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建立的双边互换政策逐步实现了多边化。东盟+3后续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核心构想仍主要围绕区域贸易自由化展开。 当今时代的非结盟精神 现如今，建立相关机构和机制时需要我们务实地审视历史，而非拘泥于抽象的、脱离历史的揣度。 2025年将迎来若干重要周年纪念，最显著的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1955年万隆亚非团结会议——后者预示了不结盟运动的诞生。 当今世界似乎已丧失创造持久和平条件的决心。尽管言辞华丽，但二战后全球北方对自由与中立的承诺已基本消失。 冷战结束后，世界被视为单极格局。然而对多数国家而言，世界始终是多极的——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国家仍保持不结盟立场。 即便是在和平时期，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依然在日益边缘化联合国及其倡导的多边主义 —— 冷战结束以来，军事干预行动的数量已超越冷战时期。 尽管东盟现实上无法主导国际和平进程，但它完全能够成为“多边主义、和平、自由、中立、发展及国际合作”更强有力的倡导者。 东亚潜力 当前世界经济因西方政策陷入停滞，东盟+3机制因而更具现实意义。就在特朗普总统于4月2日解放日宣布单边加征关税前夕，中、日、韩三国政府摒弃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于3月底举行会晤以协调应对措施，但并未邀请东盟参与。 东盟面临日益边缘化的风险，因其自《清迈协议》以来的进展十分有限。更糟的是，东盟的区域领导力鲜少能超越贸易自由化的范畴。而令人遗憾的是，贸易自由化在当下这个“后常态时代”中已失去意义。 区域合作不应坐视自身影响力衰退，而需直面当代挑战。东盟国家若能与占全球经济总量五分之二的伙伴紧密协作，必将从更广泛的区域合作中获益。 特朗普总统的“震慑性关税”与海湖庄园的野心昭示着“一切照旧”的时代已经终结，华盛顿意图重塑世界格局。而东亚，能否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 注：本文为亚太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