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吴石将军题诗，这是很少见的，这是对隐蔽战线工作的认可。 惊涛拍孤岛，碧波

毛主席给吴石将军题诗，这是很少见的，这是对隐蔽战线工作的认可。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吴石生在福州，1894年。家里读书人出身，规矩管得紧。 上学时就有点“过目不忘”的意思，老师一边讲课他一边画地图，画完还能顺手补几个注释。后来保定军校毕业，成绩第一，又跑去日本陆军大学，还是第一。 人家说他是“十二能人”，那时候军队讲究得是打仗，他偏会画、会写、会翻英日文，骑马射击样样精，手还稳得很，拆枪能拆到零件全摆整齐。 这样的人，进了国民政府，不难混。他在军政体系里一路走，坐得住，也听得懂场面话。 但时间长了，看得东西多了，心里也开始拧巴了。 抗战结束以后，他回到南京，走在街上，瞧见原来打着“接收”名头的人在抢仓库，百姓围着看，一个老太太说，“又是来洗的”，他没吭声。 只是回去坐下，把军帽摘了，放在桌上，一动不动坐了半小时。 那段时间，他和一些旧朋友见得勤了。 其中有个叫何遂的，两人是早年打仗时结下的交情。 1947年春天，吴石找上门，说，“我想换条路走。”何遂懂他，也没多问，只领他去见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人。见面那天是在锦江饭店旁边的公寓楼里，房间不大，茶水都没续，一小时不到就谈完了。 出来时他脸上没表情，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局面就变了。 他还是那个国防部史料局的局长，表面看没什么不同，可桌上的文件他看得更仔细了。 别人翻过去的，他折个角；别人说“归档”的，他说“我再看看”。那时候国民党正忙着打内战，他负责的，是抗战史料的整理，但谁都知道，“整理”这个词，水有多深。 他身边慢慢绕起一张网，有几个老朋友变成了线头：吴仲禧、何康、胡宗宪。 仲禧是老同学，早就入了党；何康是何遂的儿子；胡宗宪是他带过的学生，做情报科科长。这仨人，一个在监察局，一个在交通线，一个在“剿总”。看上去互不相关，其实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一份材料从吴石的办公室绕一圈，穿过手提包、茶叶罐、旧书壳，出现在上海地下党那边的情报袋子里。 他不是那种心急的人，一次，吴仲禧要去徐州“剿总”走一趟，临行前吴石写了封信，让他带去交给李树正。 李是“剿总”参谋长，也是吴石的学生。 仲禧到了徐州，李树正亲自接待，还带他进了作战室。 屋里挂着大幅兵力部署图，他假装看不懂，李就在一旁讲解，他装傻点头，脑子飞快地记。 回上海后，他在旅馆一晚上画了五张图，把从商丘到海州的兵力位置画得一清二楚。这些图，后来在淮海战役前被送到前线。 1949年初，南京局势已经不稳了。 吴石跑得更勤，从上海带一批材料去南京，送完再回来接新任务。有一天，他从南京回来，穿着灰风衣，走进屋就说：“长江那头，要动了。” 第二天，他就开始安排起义的事情。 林遵的名字，这时候冒了出来。 那是第二舰队司令，也是福建人。原本想着保船保人，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吴石找到他，俩人坐在南京江边一个小茶馆，天已经擦黑，没点灯，桌子上只有一张折叠的纸。 吴石说，“这事，我劝不了你，但你要是动了这念头，我给你后路。”林遵没表态，只是低头点烟，火光一闪，眼睛有点红。 几天后，舰队起义。 吴石坐在办公室听电报，听完什么都没说，关掉收音机，把一张旧地图收进抽屉，动手把办公桌的抽屉全清空。 他知道，该走了。 到了1949年夏天，他接到调令，要调往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这个身份高，是保护伞，也可能是靶子。有人问他：“你想清楚了吗？”他说：“去。”没再多说一句。 到台北后，他住在一个老式的眷村房里，屋子不大，门口种两盆兰花。 他穿着中山装上下班，和别人看起来没两样。白天开会，晚上画图。他身边有个联络员，叫朱枫。外表看是个普通太太，其实是地下党派过去的交通员。每次来访，她带着点水果，走时手里多一个旧皮包。没人注意。 有一次，他拿出一份台湾防御图，说：“这个，你带回去。” 她看了一眼，说：“这个量太大。”他顿了顿，说：“你要是带不回去，我再画一份。”朱枫没接话，把图收好，笑着说：“能带。” 事情就坏在1950年年初。台省工委的头被抓了，转天就投了。一整条地下网络被拦腰斩断。朱枫本来已经离台，在舟山被拦下来。接着，国防部特务来敲门，说吴石“有事要问”。他不慌，换了件干净的衬衣，把眼镜擦干净，出门前把书桌上的纸全撕了。 在看守所里，他被打了一只眼，走路一瘸一拐。 有人听见他咳嗽得厉害，一直没见医。每天都有人来问“你和谁联系”，他一句不讲。最后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写给妻子，说：“门户看好，孩子别怕，家里有亲戚。”末尾附了一首小诗，没有愤怒，也没有哭诉，只有四句话，说得平静。 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枪响那天，有风。 太阳往下走了一点，影子拉得长。他走在队伍最前面，没戴帽，脸干净，步子也稳。 特务看他一眼，没说话。 他站好后，望了一下天，没躲，没闭眼。 多年后，有人在北京西山为他立了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