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的妻子曹秀清电告蒋经国，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杜聿明的几个子女，回大陆奔丧，但被蒋经国拒绝了，曹秀清得知消息后痛哭道：我真想不通。 1949年初的淮海战场，硝烟裹挟着寒冬的尘土，在陈官庄的一片肃杀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换上了普通士兵的棉服，自称“高文明”军需官。 当解放军战士检查他随身携带的进口香烟和精致手枪时，这位黄埔名将的伪装被彻底揭穿，在被押往战俘营的路上，他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是和家人的漫长离散。 同一时刻，上海码头笼罩在阴郁的雾气中，曹秀清搀扶着年迈的婆婆，带着五个年幼的子女，在蒋介石“保证生活无忧”的承诺中登上了赴台的轮船。 甲板上，她最后一次回望渐渐模糊的外滩，手中紧紧攥着丈夫早年送她的怀表，到了台北，承诺中的优渥生活化为泡影，全家人挤在潮湿的木板房里，靠着微薄的补助度日。 在台北烟酒公卖局制品厂，曹秀清每天弓着身子整理文件，月薪仅100斤米和3000元台币，婆婆病重时，她典当了最后一件首饰，还是没能换来足够的医药费。 1956年夏天，长子杜致仁从哈佛寄来的信让她既欣慰又心碎，儿子需要3000美元完成学业，而台湾银行冷冷拒绝了贷款申请，当蒋介石最终只批下1000美元分两年支付时，曹秀清颤抖着将第一笔500美元汇往美国。 不料这成了压垮杜致仁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在贫困中坚持求学的青年，在宿舍里吞下了整瓶安眠药。 1957年的一个秋日，曹秀清正在工厂核对账目，突然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她手中的算盘啪嗒落地，泪水模糊了双眼。很快，蒋介石夫妇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宋美龄亲自约见曹秀清，笑容可掬地鼓励她“去美国争取杨振宁为台湾效力”。 曹秀清心里明白这是个机会，她假意应承，顺利拿到出境许可后，毅然退掉了回程机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林荫道上，她终于拥抱了分别八年的女儿杜致礼，并从女婿杨振宁那里得知了杜聿明在北京健在的消息，这个坚强的女人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失声痛哭。 与此同时，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杜聿明正经历着深刻的思想转变，管理人员不仅用车送他治疗顽疾，还不惜重金从香港购买特效药，1959年12月4日特赦那天，杜聿明将释放证小心折好放入口袋，轻声对管教干部说：“这一天是我的新生。” 此后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礼堂的灯光下，他常常伏案至深夜，撰写促进统一的建议书。 1963年，曹秀清辗转瑞士、莫斯科回到北京。当列车驶入北京站时，她透过车窗看见站台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杜聿明穿着中山装，手捧一束洁白的茉莉花。 两人相视无言，只有颤抖的双手紧紧相握，在周总理安排的小院里，他们终于过上了期盼已久的平静生活，杜聿明常在庭院里修剪盆景，曹秀清就在藤椅上织毛衣，阳光透过海棠树的枝叶，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跳跃。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肾衰竭在协和医院安详离世，病榻前，他最后嘱托曹秀清：“要带着孩子们，继续为统一努力……”曹秀清含着泪点头，为他整理好衣领。这个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此刻面容平静如沉睡的婴孩。 葬礼筹备处里，曹秀清颤抖着拟写发给蒋经国的电报。窗外细雨绵绵，她想起在台湾的四个子女，小女儿离家时才六岁，如今也该是做母亲的年纪了，电报发出后，她每天清早就守在电话旁，生怕错过任何消息。 十八个日夜在煎熬中流逝，终于，台湾方面的回复到了：以“两岸局势”为由严词拒绝。曹秀清愣愣地望着电报纸，突然痛哭失声：“我真想不通啊！人伦常情，何以至此？” 5月25日的追悼会上，杜聿明的棺椁覆盖着红旗，而子女席位的空缺格外刺目，曹秀清将长子杜致仁的毕业照轻轻放入棺内，又摆上女儿从美国寄来的贺卡，当她看见杜聿明那顶珍藏的旧军帽时，终于忍不住扶棺恸哭：“光亭，孩子们回不来啊……” 三年后，曹秀清在香港与台湾的子女短暂团聚，面对子女要她去台湾养老的恳求，她摇头取出杜聿明的遗物：“你们父亲说过，不能忘本。”她最终选择回到北京，将骨灰与丈夫合葬在八宝山。 墓碑上，他们的名字终于不再分离，就像他们始终坚信的那一天，海峡两岸的亲人终将不再隔海相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