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山市男子因嫖娼被拘留的事件及网友对“包养为何不违法”的疑问，需从法律定性、社会危害及治理逻辑三个层面深入解析： 一、法律定性的本质差异 1. 嫖娼的违法性明确且直接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嫖娼被定义为“以金钱为媒介的即时性性交易”。其核心特征是交易的短暂性与对象的不特定性，例如黄山案例中男子与按摩女在足浴店的单次交易，无论是否完成性行为，只要存在金钱与性的对价关系即构成违法，最高可处15日拘留并罚款5000元 。法律对此类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因其本质是将身体异化为商品，直接冲击社会公序良俗。 2. 包养的法律评价更为复杂 包养通常表现为长期经济供养与情感/性关系的绑定，但法律未将其直接规定为违法行为。具体分两种情形： - 民事层面：若涉及婚姻关系，包养违反《民法典》夫妻忠实义务，无过错方在离婚时可主张损害赔偿并追回被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如北京某案例中丈夫赠与小三的38万元被全额返还） 。 - 刑事层面：仅在特殊情况下构成犯罪，例如以夫妻名义同居构成重婚罪（浙江某案例中男子与小三同居三年被判刑），或涉及权色交易、贪污受贿（如官员挪用公款包养情妇）。单纯的包养行为本身不触发刑事或行政处罚。 二、社会危害的分野 法律对两者的区别对待，根本原因在于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范围与程度不同： 1. 嫖娼的公共危害性显著 - 健康风险：不特定对象间的性交易大幅增加性病传播概率，全球70%的新发艾滋病病例与高危性行为相关。 - 犯罪链条：嫖娼易滋生组织卖淫、强迫卖淫、拐卖妇女等次生犯罪。2023年公安部“扫黄”行动中，破获涉黄案件超3万起，涉案金额超百亿。 - 社会风气：公开化、市场化的交易模式破坏“尊重人格、拒绝物化”的社会价值观，直接挑战公共秩序。 2. 包养的危害具有局限性 - 家庭内部冲击：主要导致婚姻破裂、财产纠纷等私人领域问题，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直接影响较小。 - 隐蔽性降低执法成本：包养多发生于私人空间，证据链难以形成（如微信转账可能被解释为“自愿赠与”），大规模执法易引发隐私权争议。 - 道德约束为主：法律通过离婚财产分割、过错赔偿等民事手段间接规制，避免公权力过度介入私人关系 。 三、治理逻辑的深层考量 1. 嫖娼的刚性管控逻辑 法律对嫖娼采取“行政与刑事双重管控”，因其危害具有即时性、扩散性与系统性。例如，明知自己患有严重性病仍嫖娼构成传播性病罪，最高可判五年有期徒刑；组织卖淫更可能面临无期徒刑。这种严厉制裁旨在切断犯罪链条，保护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 2. 包养的弹性治理策略 - 道德与法律的平衡：法律仅在包养行为突破道德底线（如重婚、权色交易）时介入，其余情形交由道德舆论与民事规范调整。例如，单身人士的包养行为未被法律禁止，但会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 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若将所有包养行为入刑，可能因取证困难导致司法资源浪费。例如，广东某案例中男子与小三同居十年但未对外宣称夫妻，最终未被认定为重婚罪。 四、对公众认知误区的澄清 1. 包养并非合法，而是法律未明确禁止 网友认为“包养合法”是对“不拘留”与“合法”的混淆。包养违反公序良俗，且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如财产分割劣势）或刑事风险（如重婚）。例如，公务员包养情人会被开除公职，普通公民的包养协议亦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成都某案例中150万元包养协议被判决无效） 。 2. 法律平等性的实质体现 表面上看，包养与嫖娼均涉及金钱与性的交换，但法律评价的是行为对社会的实际危害，而非道德过错的程度。例如，官员包养情妇若涉及贪污受贿，其刑罚远重于普通嫖娼者；而普通公民的包养行为仅受道德谴责，体现了“过罚相当”的法治原则。 结语 法律对包养与嫖娼的区别对待，并非鼓励前者或纵容后者，而是基于其社会危害性的科学评估。嫖娼因直接威胁公共安全与秩序，必须通过刚性制裁遏制；包养则因其相对隐蔽性与局限性，主要通过民事手段与道德约束调整。这种差异化治理既维护了社会底线，又避免了公权力过度干预私人领域。公众应理性看待法律与道德的边界，认识到“不违法”不等于“应提倡”，真正的社会进步需要法律与道德的协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