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阎连科提干成为一名副连级军官，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军校女学员，还是县武装部长的女儿。在战友的鼓动下，他给女学员写了一封信，结果女学员回信说“有本事让他去考大学。” 阎连科是谁？他是从河南农村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孩子。他打小的愿望特朴素：吃饱饭，走出农村，娶个有城镇户口的媳妇。 怎么走出去？两条路。 第一条路，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他父亲发电报让他从水泥厂回家考试。他准备了四五天就上了，结果呢？全县考生集体落榜。 那就只剩第二条路：当兵。1978年，阎连科参军了。 在部队里，阎连科是真玩命。新兵连打靶100环，师里比赛拿第三，立三等功。本来因为枪法好，要被挑去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结果，又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来了，营部教导员爱文学。 这位教导员看了阎连科入伍前写的小说，大手一挥，把阎连科从前线名单上划掉，调到营部当了通信员。 后来，他被推荐到信阳的创作班学习，在《战斗报》上发了第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一个新兵蛋子发小说，这在当时是“爆炸新闻”。他顺理成章被调到机关，入党，又立三等功。 1981年，上级发文件，明确要求“提干军官必须经过军校的培训”。 阎连科，没这个机会。 他死心了。老村长来信让他回家接任村长，父亲又病重，他一咬牙，办了退伍证。兜里揣着110块钱退伍费，给家人买了点东西，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火车开动前，一辆军用吉普车直接冲上了站台。团长扒着车窗，扯着嗓子喊：“阎连科在哪？阎连科在哪个车厢？” 原来，他编的独幕剧《二挂鞭》在北京全军会演拿了第一。文化处的干部跟领导说：这帮优秀战士，演完就得退伍回家，太可惜了。 领导大笔一挥，特批了20个提干名额。阎连科是其中之一。 团长说：你退伍费都花了，车也上了，你先回家，7天后你还想提干，你就回来。不回来，名额作废。 回家后，又是挣扎。关键时刻，他那个在邮电局工作的姐夫，一句话点醒了他：“还是让连科回部队提干吧！人生的路接着往前走，不要回头。” 就这样，阎连科返回部队，换上了四个兜的军装。他终于，彻底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吃上了公家饭。 再回到1982年那封扎心的回信。 阎连科，一个刚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堪称“天选之子”的年轻军官，他心里该有多骄傲？他代表的，是那个年代靠着机遇、才华和“贵人相助”杀出来的草根精英。 可他遇上谁了？一个军校女学员，武装部部长的女儿。 她代表的，是1980年代正在崛起的“新精英”。 1977年恢复高考，知识的价值被重新捧上神坛。“军校学员”这四个字，在1982年，含金量甚至超过了阎连科这个“实战派”提干的副连长。 所以，那姑娘一句“有本事让他去考大学”，翻译过来就是：你那套“老黄历”的成功，我看不上。你有本事，按“新规矩”来证明一下自己。 这一巴掌，比在部队里挨个处分还难受。 它恐怕也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件事：时代变了。 光靠“提干”这个身份，已经镇不住场子了。 阎连科是怎么“考大学”的？ 他没有再回去参加高考。但他用另一种方式，给自己办了个“大学”。 提干后，他有了更多时间。他把自己反锁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贪婪地”阅读。 后来，他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这算是他迟来的“学历”。 他开始疯狂写作。江湖传言他“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 但他自己后来反思，说那段时间的作品“千篇一律，没有灵魂”，心里浮躁，只想输出。 真正的蜕变，是在1991年，他因为写作得了腰突症，被迫停笔。病痛让他静下来，重新读那些经典，他才开始反思，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方向。 这才有了后来的《日光流年》、《年月日》、《受活》、《丁庄梦》。 阎连科后来拿了卡夫卡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拿这个奖。他在获奖演说里说：“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 他还写了《我与父辈》。 这本书的稿子，打字员是哭着打完的。打好的电子版发给阎连科的儿子，他儿子回了6个字：“看过了，掉泪了。” 新书发布会，本来在复旦。同济大学的校长看了书，哭得不行，强烈要求把首发仪式改到同济。 一个16岁的复旦附中女孩说：看完这本书，我知道如何来处理我和父母的关系。 一个作家，能写到这个份上，还需要那张“大学文凭”来证明自己吗？ 阎连科曾直言：“我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把自己对那片土地的爱、恨、内疚，全写进了书里，写得太真，太狠。 他终其一生都在逃离故乡，但他的所有成就，都来自于回头凝视那片土地。 回头再想1982年的那个下午，那个军校女学员。她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当年那个“有本事让他去考大学”的激将法，无意中，竟“逼”出了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阎连科用他的一生，回答了她的问题。他没去考那个狭义的“大学”，但他用自己的作品，给整个时代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