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1950年春，李景均在北京农业大学遇到教学中断，他的遗传学课程因坚持孟德尔定律与摩尔根理论而停摆，实验室资源随之切断。他选择辞去职务，借回乡探母为由，携妻子南下。先从北京乘火车到广州，途中多次换乘，穿越检查点，只带核心遗传手册。抵达香港后，夫妇俩资金短缺，仅剩少量现金，无法申请签证，寄信给旧识求助安置，但多数回复谨慎，避免卷入时局。 香港滞留期长达14个月，李景均走访美国领事馆，递交护照影印，却因无担保被拒。他开始写公开信，描述中国遗传学困境与求职意愿，寄给美国朋友。这封信转到《遗传杂志》，1950年6月刊登，标题直指“遗传学在中国死亡”，引发国际关注。信中强调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大陆的受阻，呼吁同行提供机会。 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读到这期杂志，他是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穆勒仔细审阅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导论》，认可书中对费希尔方程与本土应用的整合，视其为植物育种与统计建模的宝贵补充。他决定介入，起草长信给美国国务院，列举李景均学术履历，包括康奈尔博士、北大院长经历，强调其对美国公共卫生研究的价值。 穆勒信中附上书评与推荐名单，敦促简化移民审查。尽管麦卡锡时代移民政策收紧，他联合其他遗传学家持续施压，还联系前卫生局长托马斯·帕兰。帕兰利用华盛顿人脉，拜访移民司官员，递交材料并口头说明李景均无安全隐患，专长匹配国家科学需求。国务院启动背景核查，审阅档案后初步反馈正面，但需进一步文件支持。 1950年底，穆勒赴亚洲会议，途经香港时携带国务院函件，直奔美国驻港领事馆，向官员陈述李景均贡献，出示书本样页佐证。领事馆安排李景均补交照片与表格，他夫妇次日赶到，核对签名后电报华盛顿求批。帕兰从美国跟进，推动盖章，整个过程涉及多方协调，穆勒提供经济担保，确保程序加速。 1951年4月，特别签证获批，李景均夫妇收拾行李，包括藏书与衣物，登船离开香港。航行太平洋三周后，他们抵达美国西海岸，乘火车东行至匹兹堡。这段援助凸显科学网络作用，从北京南下信件，到华盛顿决策，再到香港递交，历时近一年。穆勒的坚持打破常规壁垒，李景均的专长成为关键说服点。 1951年夏，李景均加入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生物统计学教授。他设计随机化表格，用于癌症化疗临床试验，推动医院采用分组工具。1950年代，他的统计方法在医疗领域推广，帮助多项大规模试验收集数据。1960年升任人类遗传学教授，同年当选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主持会议讨论血型与疾病关联。 1961年出版《人类遗传学》，更新变异分析章节，供研究者参考。1969至1975年主持生物统计系，指导学生实验设计，其中詹姆斯·尼尔、牛顿·莫顿与阿诺·莫图尔斯基后来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扩展李景均思路，应用于遗传疾病建模。1982年退休后，他继续办公室工作，发表二十五篇论文，直至晚年。 2003年10月20日，李景均在匹兹堡逝世，享年91岁。他的著作影响遗传统计领域，中国遗传学因早期中断落后多年，美国则借其专长推进基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