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特权阶层，这些特权阶层无偿占用了普通大众的劳动成果，却让普通大众来承受痛苦。 这位被苏联媒体称为“铁娘子”的英国前首相，一生都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峙，她的评判自然带着政治立场，但那些话里提到的特权阶层问题，可不是空穴来风，有太多苏联自身的史实能对上号。 苏联的特权阶层不是一朝一夕冒出来的，根子得从“职务名册”这个制度说起。十月革命刚结束那阵，其实就有了干部任命的雏形，但还没形成规矩。 真正把这事儿做实的是1923年，斯大林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要扩大登记分配部的权力，说不能只管省市干部，得把所有经济、苏维埃机关的指挥人员都管起来。 这话一落地，相应的决议很快就通过了，原来的中央登记分配部改成了组织分配部，还专门成立了委员会起草任命制度的规矩。 那会儿搞出来的“职务名册”分了好几等，第1号名册里的职位得中央委员会点头才能任命，第2号要组织分配部同意，地方还有第3号名册。这些名单从来没公开过，却实实在在掌控着整个国家的权力命脉。 1925年修订名册的时候，连人民法院院长、工会干部都塞进了第1号名单，意味着这些岗位的人选完全攥在顶层手里。短短几年，通过这套体系任命的干部数量就翻了倍，1925年光第1号名册任命的官员就有5723人，整个体系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 这套制度本质上是把权力的钥匙交给了上级，而不是普通民众。干部的升降去留全看上面的意思，跟群众的认可没多大关系。 特权阶层的好处可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是明码标价的“职级待遇”。他们有专门的特供商店，里面摆满了普通老百姓连见都见不到的稀缺物资，从进口的巧克力到优质的面粉，不用排队不用抢，凭身份就能拿到。 住房更是天差地别，普通工人一家挤在十几平米的筒子楼里，冬天连暖气都供不上，而高级干部住着带花园的别墅，佣人、司机、医生一应俱全。医疗上也有特殊通道，专门的医院、最好的药品优先供给他们，普通民众却要为一张病床挤破头。 这些特权本质上都是无偿占用了大众的劳动成果。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所有物资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但分配权却捏在特权阶层手里。他们没多付出劳动，却能优先享用最好的资源。 到了70年代，苏联经济下滑，物资短缺越来越严重，老百姓排队几小时抢面包、肥皂成了常态，可特供商店里照样琳琅满目，甚至能买到法国香水、意大利皮鞋。 撒切尔夫人跟里根联手对抗苏联的时候，对这些情况摸得很清楚。她之所以说苏联是“另一种特权阶层”，就是看到这套体系已经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普通民众的劳动被当成了特权阶层享乐的资本，付出的汗水换不来应有的生活，自然会心生不满。这种不满慢慢积累，就成了体制内部的裂痕。 1984年，撒切尔夫人在伦敦秘密会见还没当上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那时候她就看透了苏联体制的脆弱点。后来她直言“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其实就是看准了苏联内部对特权体系的不满，想借着改革的口子瓦解这个制度。 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之所以失控，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特权阶层已经尾大不掉，要么抵制改革保住利益，要么趁机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产，最后把整个国家拖进了深渊。 不过得说句公道话，撒切尔夫人的评价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她想通过攻击苏联的特权问题，来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 但她没说的是，苏联的特权阶层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是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监督的结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研究早就指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执政党自身，特权阶层的存在掏空了制度根基，这才给了外部势力可乘之机。 到了苏联后期，特权阶层的贪婪越来越明目张胆。有些干部利用职权把国有工厂的产品偷偷倒卖到国外，换成外汇买豪车豪宅；还有人在物资分配中中饱私囊，把紧俏的布料、电器留给自己的亲友。 反观普通民众，不仅要承受物资短缺的痛苦，还要面对僵化的体制带来的上升无门。年轻人再努力，没有“上面的人”推荐，也很难进入核心岗位；工人加班加点干活，工资却几十年没怎么涨，连孩子的奶粉都要托关系才能买到。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撒切尔夫人的评价显得格外有杀伤力。她其实是抓住了苏联最痛的那块伤疤——当一个制度不能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反而让少数人无偿占有劳动成果时，必然会失去民心。1991年苏联解体时，很多民众的冷漠其实就是长期失望的结果，他们对那个只照顾特权阶层的体制已经没有了任何期待。 撒切尔夫人的话虽然尖锐，甚至带着偏见，但确实点出了苏联体制的致命问题。那些特权阶层看似享受了一时的优待，实则是在给自己的制度掘墓。 他们占用的不仅是普通大众的劳动成果，更是整个国家的信任和未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她的评价能一直被提起，因为它不仅关乎一段历史，更戳中了所有体制都需要警惕的风险——一旦权力和利益绑定，受损的终究是最广大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