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一个日本军官到华东照相馆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在冲洗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和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激愤难平的他偷偷加印了一些，从中挑选出16张装订成一个小相册，并在封面上画图，以示不忘国耻血恨。 1938年1月，日军少尉携两卷樱花牌胶卷入华东照相馆，要求尽快冲洗。罗瑾接手后，在暗房处理，第一卷显影出普通军容和街景。第二卷底片展开，影像显示日军士兵用刺刀挑婴儿、枪杀跪地中国人、堆尸旁摆姿势，以及拖拽并侵犯妇女的场面。这些照片由日军自拍，用以炫耀战绩，内容直白暴露屠杀规模。 罗瑾未选择销毁，而是趁隙多印三十余张，选出十六张最具代表性，包括五张砍杀军民、四张枪毙平民、四张侵犯妇女、两张尸堆合影。他用灰卡纸装订成册，封面绘心形被刀刺图案，旁书耻字，象征不忘国耻。 整个过程在馆内完成，避开老板和外人视线。日军占领南京后，封锁消息，搜查照相馆，藏此类物等于自寻风险。罗瑾将册子藏于随身衣物，随时准备转移。这批照片捕捉日军在城内暴行，如用刀砍老人、集体处决、室内侵犯，细节清晰无伪造。册子体积小，便于携带，却承载三十万遇难者的间接记录。 日军士兵在照片中现身，军服肩章可辨，地点多为南京街巷和民房周边。罗瑾的举动源于对暴行的直面，胶卷本为日军留念，却反成罪证。冲印时，他控制曝光确保清晰，挑选标准以暴行类型覆盖，避免模糊。 册子完成后，他继续馆内工作，表面无异。日军取回原卷，未察觉多印。这件事让罗瑾卷入历史漩涡，册子从个人秘密转为潜在工具。 册子做好后，罗瑾携之度日，1940年为生计加入汪伪通讯队，驻毗卢寺，将册裹油纸藏厕所墙洞，用泥封严。次年检查时册子失踪，他疑被发现，当夜逃离，先至上海，再转福建大田隐居，开小照相馆谋生，娶妻生子，生活渐稳。册子实际为队友吴旋取出，吴旋二十余岁，看后识其价值，裹衣内层携带，战时藏自家阁楼瓦下，颠沛五年未失。 1945年日本投降，南京临时参议会征集证据，吴旋上交册子，编号京字第一号，用于军事法庭。照片放大后，对峙谷寿夫等日军将领，证词对照下，几名罪犯判死刑。罗瑾在大田操持摊位，直至暮年，未对外泄旧事。 1990年闲聊中闻南京展出类似照片，他追查确认。1993年秋，他北上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指认展出四张为当年底片所印。两年后，馆方促成他与吴旋会面，两人握手无言。原册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后启发电影南京照相馆。罗瑾晚年移上海，2005年因病逝世，八十二岁。吴旋1998年先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