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河南一男子家中祖传圣旨，被文物局专家“借”走26年，男子多次讨要却被拒绝，专家：已经捐赠给国家。男子一怒之下将文物局告上法庭。 一卷泛黄的绢帛，藏着清朝的官场秘闻，却在1985年被“借”走，从此音讯全无。26年后，它堂而皇之出现在博物馆展柜里，主人却得买票才能一睹芳容。这背后，是公私交界的迷雾，还是法治的试金石？一个普通农民的坚持，将如何撕开真相的面纱？ 在河南兰考县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里，蔡先生一家靠着几亩薄田过日子。清道光十四年，也就是1834年，朝廷下了一道圣旨，封蔡家先人为直隶州七品武官。那圣旨用汉满文写成，长两米多，宽三十厘米，绢布上绣着祥云，底部皇帝玉玺鲜红如血。家族世代相传，到蔡先生手里，已是第五代。家里没啥值钱的玩意儿，就这卷东西搁在木箱底，逢年过节拿出来瞧瞧，提醒后人祖上那点光荣。 改革开放那会儿，村里文化氛围热起来。蔡先生不藏着掖着，谁来问，他就摊开圣旨，给人讲讲道光朝的官制。外地有些收藏迷听说后，专程上门，开价从几百块提到上千，眼睛直勾勾盯着那朱砂字。蔡先生每次都婉拒，说这是祖业，卖不得。那些人空手而归，村口土路上车灯一晃，就没了影儿。 1985年夏天，兰考县档案局几名干部找上门来。他们自称是为地方档案整理，听说蔡家有清代史料，想借圣旨复印考证。蔡先生一听是为公家办事，痛快答应了。现场写了借条，注明半年期限，专为历史研究用。干部们收起东西，谢过就走。谁知这一借，就石沉大海。 半年过去，蔡先生去档案局问，答复是专家在外鉴定，还得等等。他没多想，回家继续干活。转眼又半年，他再去，这次带了点自家土产。局里人还是那话：研究没完，耐心点。他只好作罢。这样的来回折腾，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档案局人事换了几茬，答复千篇一律，不是在整理，就是转上级了。蔡先生从青壮年熬到花甲，头发白了，腿脚慢了，可那借条还揣在兜里，从没扔过。 日子长了，蔡先生渐渐淡忘这事儿。直到2011年秋天，他带着儿子去开封市博物馆转悠。买了票进门，展厅玻璃柜里，一眼就认出自家圣旨。标签上写着“清道光十四年武官敕封圣旨”，灯光打得锃亮，四周游客指指点点。蔡先生凑近看，那玉玺印记分明是祖上传下的。他问馆方，得到的答复是这东西早入国家收藏，已是公家财产。 蔡先生不服，回家翻出旧借条，直奔兰考县人民法院立案。法院受理后，先组织调解。档案局代表出席，说圣旨多年前上报组织，已按程序捐赠，不可私还。蔡先生拿出借条，逐条对质：白纸黑字，就写借阅，没提捐赠。调解没谈拢，转庭审。开庭那天，法庭挤满旁听的。圣旨作为物证抬进来，搁在法官席边。蔡先生陈述事实，从借出那天说到多次讨要，全是实打实的记录。 档案局局长上台辩解，翻档案称已入公藏，可拿不出蔡先生签字的捐赠手续。证人出庭，前局长单俊德和段广升作证，确认当初只借不捐。法院调查组去局里库房核对登记册，查无捐赠凭证。法官依据《文物保护法》和民法规定，宣判：公民私有文物合法继承，所有权受保护。档案局做法不当，限十日内归还原物。蔡先生胜诉，圣旨物归原主。 这案子在当地传开，大家伙儿议论，说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生动例子。文物保护是大事，可公家借私物，也得讲规矩，按合同办事。档案局虽是为文化出力，但逾期不还，程序走偏，就得认。判决下来，局里按规矩执行，圣旨安全到手。蔡先生把东西锁进箱子，叮嘱儿孙，以后保管严实点，别再轻易外借。 回想起来，这事儿搁谁身上都窝火。蔡先生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文化底子，就凭一张借条和一股倔劲儿，硬是打赢了官司。我们国家这些年，司法越来越公正，普通人维权有门路。遇到不公，别忍着，上法院走正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让老百姓的权益有保障，公私分明，谁也别想钻空子。 从这案子看，文化传承得两条腿走路。一边是国家收藏大展风采，一边是私人文物合法守护。档案局的教训是，借东西得有始有终，签了约就得守。蔡先生赢了官司，也给家族留了念想。类似事儿在全国不少，关键靠法律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