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5，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

[微风]1955，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钱学森一生都有着独特的价值追求，他不看重个人金钱积累，更重视对国家和民族的奉献，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这句话精准概括了他的金钱观。   1955年刚回国时，面对350元的月薪他没有兴奋，反而感到十分不安，觉得这份待遇太重了。   钱学森所看重的“收获”，不是个人财富，而是国家对他的信任，这种信任对他来说既是荣誉，也让他觉得责任重大，甚至因薪资较高而产生“焦虑”。   他之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年薪有几万美元，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回国后，他的工资在国内科研界是最高的，很快成了行业内的“顶薪”。   1957年，他被增聘为学部委员后，月薪加上100元津贴达到450元，这个数额甚至超过了当时十位大将的薪资，但每次拿到工资条钱学森都会皱起眉头，觉得“给多了”。   他清楚，当时国家刚成立不久，各方面都在恢复建设，物资并不富裕，这份高工资背后是人民对他的期待。   1964年，国家对他的信任更是超出了金钱层面——为他配备了专职食品安全员，这种特殊的保障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每一分收入都承载着国家的重托。   面对这样的薪资待遇，钱学森始终坚持把个人收入用在国家和他人需要的地方，1963年，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他主动给组织写信，请求降低工资。   他在信中说，自己和妻子蒋英的月收入加起来近500元，足够维持生活，希望能取消100元的津贴，同时按比例降低基础工资。   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之后他的月薪降到331.5元，这个标准维持了很多年，钱学森主动降薪，不是刻意追求清高，而是真心想和国家共渡难关。   除了降薪，他还多次把个人奖金、稿费捐出去，1957年，他把《工程控制论》一书获得的1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到了晚年，面对上百万元的巨额奖金，他都没看支票，直接让秘书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他对同行和同事也十分慷慨。   和别人合著的七本书他分文不取稿费，全部给了合作者，看到单位里有孩子、生活困难的年轻同事，他常常把自己的稿费分出去，还直白地说“我工资比你高，你更需要这笔钱”。从这些举动能清楚看出，他始终坚持“钱要用在刀刃上”的想法。   钱学森的个人物质生活非常简朴，甚至可以说“节约”，一件中山装洗得发白了还一直在穿，北京家里的家具大多是单位配发的旧物件，饮食上也很简单，平时主要吃青菜豆腐，忙的时候就在实验室啃点干粮。   和简朴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状态，学生们经常看到他深夜还在实验室攻关，甚至会亲自钻到满是油污的设备下面排查故障。   他的妻子蒋英原本是优秀的歌唱家，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歌唱事业，全家一起为他的科研工作提供支撑。   钱学森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两弹一星”这样的重大科研成就，更有他这种重视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这种精神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让大家明白何为责任与担当。   主要信源：（上观新闻——钱学森26年前的工资单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