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7年秋，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周总理板着脸下了死命令:“到了日本，谁都不准买他们的东西！"可刚踏上日本农田，王震将军就两眼放光盯上一台“铁疙瘩”，当场拍板:“这玩意儿，违令也得扛回国！” 那时中日还没建交，关系十分敏感，总理下这个命令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外交麻烦，也防止在国内引发不好的舆论。 而王震 “违令” 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慎重考虑，他清楚总理的禁令是为了维护国家外交大局，但他也明白，自己在日本看到的、对中国农业有用的东西，关系到国家民生的根本。 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所以他决定承担个人风险，优先考虑国家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在日本农村的稻田里，一台小巧的机器吸引了王震的注意，这台机器有两个橡胶轮子，带着小型发动机，还有长长的扶手可以操控，在水田里干活又灵活又高效。 王震马上让车停下，仔细观察这台机器，还亲自坐上去试着操作，他当场就确定，这正是中国南方水田需要的设备，必须带回国内。 没过多久，他又看到日本农民穿的塑料雨衣，这种雨衣比国内农民用的蓑衣轻便得多，他和当地农业专家交流后了解到，制作这种雨衣的塑料薄膜，不只能防雨，还能铺在土地上当地膜用，用地膜能给土地保温、帮助种子发芽，还能种反季节蔬菜，能大幅提高农作物产量。 随行的工作人员提醒王震，总理有 “禁购令” 不能买东西，但王震认为，这台机器和塑料薄膜对中国农业太重要了，于是决定 “违令”把它们买下来。 王震从日本带回来的不只是这台机器样机，更重要的是一套 “引进技术 — 消化吸收 — 自主创新” 的发展思路。 他回国后，总理没有批评他，反而开玩笑说 “知道你管不住自己”，还肯定他买的东西好，王震立刻向中央提交报告，详细说明这台手扶拖拉机和塑料薄膜的优点，并建议在全国推广。 很快，沈阳拖拉机厂就根据带回的样机，仿制出了国产手扶拖拉机，这种拖拉机价格便宜，功能多，能犁地、播种、还能用来运输，农民都亲切地叫它 “多面手”。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国产手扶拖拉机已经在全国农村广泛使用，成了帮助农民增收的重要工具，这台从日本带回的 “铁疙瘩”推动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早期发展。 塑料薄膜的推广则体现了更长远的规划，1978 年，王震已经担任副总理，他开始主导从日本大规模引进地膜覆盖技术。 他还亲自为这项技术题词 “地膜系友情”，并要求石油部一定要提供优质原料，保障地膜生产，当时他就已经考虑到要把这项技术用到广阔的新疆地区。 在新疆垦区，王震和当地农场签订合同，把地膜覆盖技术用在 3.5 万亩棉田上，结果非常显著，新疆棉田的亩产量从以前的 70 斤左右提高到了 270 斤。 1981 年，邓小平视察石河子农场，看到用地膜种植、长势良好的棉花后，称赞王震在新疆率先推广地膜技术，为全国做出了好榜样。 这次 “违令” 采购也体现了王震一生的做事风格，他对国家忠诚，但从不盲目服从指令；他尊重上级权威，更相信实践出真知。 以前在江西红星垦殖场时，上级要求制造 500 台拖拉机，但当时生产的拖拉机质量不过关，当场就熄火了，被人调侃为 “鬼拉机”。 王震批评这种做法 “劳民伤财”，坚决主张转产农民急需的收割机，还主动承担责任说 “责任我来扛”。 这种务实的作风伴随了王震一生，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他带领三五九旅把荒地开发成能种粮食的田地，被毛泽东称赞 “有创造性”。 新中国成立后，他带领部队到新疆，一边剿灭土匪，一边开展屯垦生产，把原本的戈壁滩建设成了 “塞外江南”，让新疆的棉花产量从不足 1 万吨增长到 100 万吨，贺龙元帅曾评价他，只要是让他负责断后，他就 “比铁闸还牢靠”。 王震的“牢靠”，不是对某一条具体指令的机械服从，而是始终坚守 “让国家强大、让百姓吃饱饭” 的根本目标。 无论是过去秘密护送毛主席脱离危险，还是晚年关心党校的后勤保障，他的所有行动都源于这种扎根实际、务实为民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