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辽阳，一男子在民政局从事工作，凌晨6点，刚出门准备上班，就收到领导微信询问工作安排，立即在手机上协调工作安排。不料，短短几分钟后，男子突发心梗倒在家附近的街头，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案发后，民政局向人社局申请工伤，人社局却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男子家属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决定，责令人社局重新审查。人社局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这样判决。 2024年7月17日，清晨5点多，史某像往常一样起床，准备开始新的一天，因家里离单位有一段距离，平时需要开车上班。 这天，史某计划先去单位处理一些事务，然后可能还要去下属单位出差。 史某在民政局工作多年，主要负责协调社区服务和活动安排，工作琐碎但责任重大。 近年来，随着微信等通讯工具的普及，史某的工作早已不再局限于办公室，下班后，他经常通过微信回复领导消息、安排任务，这几乎成了他的日常习惯。 早上6点整，史某刚洗漱完毕，手机微信的提示音就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一看，是领导刘某丙发来的消息：“今天我应该几点到，还有谁去？” 这条消息看似简单，却涉及当天的工作安排，史某没有犹豫，立刻开始处理。 6点20分，史某回复领导：“我问问孙某。”同时，他将这条微信截图转发给了科室同事孙某。 孙某很快回复：“昨天我跟领导说没统一约，今天去不，你和领导。” 史某又追问了一句：“咱科里都是灯塔吧？” 孙某确认：“是。” 对话结束后，史某出门去取车，准备赶往单位，他家附近有一家超市，是他每天必经之路。 然而，就在史某走到超市附近时，突然感到胸口剧痛，呼吸困难，他勉强支撑着，但身体不听使唤，最终倒在了地上。 路过的好心人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6点41分，医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医护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遗憾的是，尽管医生全力救治，史某还是在当天不幸去世，死亡原因被确认为急性心肌梗死。 史某的妻子和子女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个平时身体还算健康的人，怎么会就这样倒在了上班的路上？ 在整理遗物时，家人注意到了他手机里的微信记录，那些清晨的对话，让他们意识到，史某在发病前一刻，还在处理工作事务。 2024年8月13日，在家人敦促下，民政局向市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2024年10月10日，人社局在调查后，认为史某的死亡发生在上班途中，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范畴，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史某家人不服，遂一纸诉状将人社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在法庭上，人社局认为史某的死亡发生在通勤途中，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人社局还指出，史某的微信对话内容简短，属于临时性沟通，不足以证明是工作原因的直接导致。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法院指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能局限于单位规定的上下班时段和固定的物理办公场所。如果职工的行为确系为了单位的利益，履行工作职责，那么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就存在合理延伸的可能性。 本案中，史某在清晨6点03分收到直属领导刘某丙关于工作安排的微信询问，并于6点20分回复“我问问孙某”，并立即将问题转发给同事孙某进行协调沟通，这一系列行为是清晰、连贯的工作指令接收、反馈与协调过程。 该行为并非偶发的、与工作无关的私人社交，而是直接响应领导工作指令、解决具体工作问题的职务行为。 法院认为，在此时空背景下，史某通过微信处理工作，其身份是“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其行为发生地无论在家、在途可以被认定为“工作岗位”的延伸；其行为发生的时段，可以被认定为“工作时间”的延伸。 此外，《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法院进一步指出，人社局未对史某平时下班后通过微信进行工作的情况进行审查，在事实尚未查清、关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对职工不利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法院认为，人社局认定史某死亡不构成工伤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 人社局虽然提起上诉，但没有新证据及新事实。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