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齐齐哈尔，一71岁老人在23年前响应号召，签下25年的造林合同，在三百亩土地上种下数万棵杨树，老人细心呵护，杨树长成参天大树。不料，老人准备要采伐去售卖时，被告知该林地已被划入自然保护区，按规定禁止砍伐。更让她困惑的是，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退耕还林”地，如今被告知不属于退耕还林项目，无法获得任何补助，多年投入血本无归。 据悉，2002年，王桂菊48岁，丈夫早年去世，留下她和年幼的儿女相依为命，在镇政府和村大队领导动员下，果断选择参与造林工程。 2002年5月1日，王桂菊与村委签订了一份《造林承包合同》，合同白纸黑字写着：甲方（村委）将位于某地360亩“退耕还草（林）”地发包给乙方（王桂菊），用于造林，承包期为25年，从2002年5月1日起至2027年4月30日止。 合同还约定，……合同期内，林木成熟后，乙方可申请采伐，经批准后采伐，土地使用权由村收回，合同终止。 更重要的是，合同还附加了一条：如遇国家政策和法律调整须收回土地，应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签下合同后，第一年，政府提供了部分树苗，王桂菊亲手将一株株手指粗细的杨树苗种下。 第二年，王桂菊又自掏腰包买了更多树苗补种，细心呵护，有时忙不过来，雇人帮忙，把家里有限的积蓄都投进了这片林子。 二十三年过去，昔日的树苗长成了胸径20到40厘米的参天大树，据王桂菊的女儿张丽估算，林地里至少有3万棵杨树，树龄均在23年左右，正值最佳采伐期。 王桂菊患有双侧股骨头坏死等多种疾病，走路需靠拐杖，原本计划在近几年采伐树木，用卖树的钱改善生活、治病养老。 2024年，张丽开始为采伐做准备，向当地林业部门申请采伐证。 2024年12月4日，保护区管护中心未同意其申请，理由是，该区域划入自然保护区，禁止采伐。 这意味着，这片辛苦培育的林子，张丽如今连一棵树都不能砍。 对于补助问题，王桂菊和女儿多次向林业部门咨询。 2025年8月，县林草局回复称：该地块并非“退耕还林”地，而是“三北”工程造林地，因此不享受退耕还林政策补贴。 回复还强调，王桂菊当年未签订“退耕还林合同”，且退耕还林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 但张丽对此提出质疑，拿出了合同，并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查看当年退耕还林和“三北”工程的地块信息，但部门以“涉密涉及第三方隐私”为由拒绝提供。 更让张丽不解的是，她了解到周边有些林农已领取退耕还林补助。 此外，张丽还以合同约定为由主张补偿，但相关单位以没有补偿规定为由拒绝。 目前，各方仍在协商调解中。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1、涉案林地到底是“退耕还草（林）地”还是“三北”工程造林地？ 《退耕还林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下列耕地应当纳入退耕还林规划，并根据生态建设需要和国家财力有计划地实施退耕还林：(一)水土流失严重的；(二)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的；(三)生态地位重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 所谓退耕还草（林）地，是指不适耕作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有计划地停止耕种，因地制宜地植树种草，恢复植被。 而“三北”防护林工程是一项造林绿化工程，不特指耕地。 本案中，王桂菊持有的是《造林承包合同》，而非《退耕还林合同》，合同中“退耕还草（林）地”的表述，可能仅是对土地现状或规划意向的描述，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其被纳入了退耕还林工程计划。 相反，林业部门声称“退耕还林名单中没有两人的名字”，这一举证若属实，则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王桂菊地块被认定为“三北”工程而非“退耕还林”工程，具有一定的依据。 所以，现有证据而言，王桂菊主张其应享受“退耕还林”补助的法律依据相对薄弱。 2、因划入自然保护区导致涉案林地无法采伐，王桂菊是否有权获得补偿？ 《森林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采伐森林、林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三）自然保护区的林木，禁止采伐。 涉案林地已划入自然保护区，这意味着王桂菊确实不能采伐，保护区管护中心的决定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不过，《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本案中，王桂菊取得的是承包经营权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许可”，但该原则所蕴含的“公信力”带来的信赖利益保护精神。 王桂菊因响应动员种植杨树，且基于信赖合同约定，预期可以采伐杨树获得收益，如今划入自然保护区，导致王桂菊的合法预期利益无法实现，仍有获得补偿机会。 此外，即便无法获得补偿，基于合同违约责任，王女士可以依据承包合同，向法院起诉村委，要求其履行合同中的补偿约定。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