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1960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撤离，像一记闷棍砸在中国核事业头上。苏联专家卷走资料，北京的实验室瞬间空荡荡的。就在大家心里发慌时，一位苏联专家拉住中方同事，低声扔下一句：“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这王是谁？一句话点亮了希望，却也藏着多少隐秘的考验和抉择？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核事业刚起步，全靠苏联援助拉一把。1957年，两国签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派来一千多专家，带设备、图纸，帮着建实验室，教铀浓缩和反应堆设计。中国科研队在那几年，边学边干，逐步摸出门道，培养出一批骨干。那些日子，实验室里灯火通明，大家围着仪器转，逐步搭起核工业的骨架。 转眼1960年，中苏关系出问题了。7月，苏联单方面撕协议，8月全撤专家。北京核研究所，一夜间安静下来，带走1390人、600份资料，只剩空架子。中国核项目卡壳了，供应链断，实验停摆。国家领导层开会定调，自力更生，靠自己闯关。科研人员天天对着残缺笔记发愁，进度表上全是问号。这时候，那位苏联专家的话传开，像一盏小灯，照亮了前路。 那位专家指的王，就是王淦昌。中国核物理界的老将，早年留学德国，1930年就提了中子验证方案，虽没条件做实验，但为1932年国际证实铺了路。抗战时，在重庆土屋里写中微子探测论文，奠定王-阿伦方法基础。1946年，他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领导粒子实验。1960年3月9日，团队在那儿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国际上轰动。他埋头数据，笔下曲线一条接一条。 12月22日，钱三强发电报请他回国。王淦昌当时在杜布纳办公室，电报摊开，他看完就收拾行囊。国外有先进设备，生活稳当，还有诺贝尔机会。可国家召唤，他二话不说，登上返国列车。回国后，化名王京，直奔西北基地。戈壁滩上，条件苦，帐篷漏风，冬天被子结冰。设备短缺，借一台高速摄像机得跑全国。 王淦昌负责核爆物理实验，和邓稼先他们并肩干。团队天天算临界质量，测链式反应。1961年夏，一次加工出事，放射性泄漏，他带头冲上。年过五十，他说老骨头够本，年轻人留着力气建大事。大家就这样咬牙顶，戈壁风沙里一步步往前挪。 除夕夜，基地冷清，王京和邓稼先守着油灯。邓稼先说，多年叫假名，今晚叫真名。王淦昌吧。两人热泪盈眶，继续聊参数。这份情谊，搁谁身上都得动容。科研路上，缺的不是天分，是那股为国不惜一切的劲头。 通过这些努力，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第一颗原子弹炸响。蘑菇云冲天，中国成了第五核国家。两年后，1967年6月17日，氢弹也成功。世界看呆了，这“中国速度”靠的就是自力更生、王淦昌们的汗水。西方媒体猜“K.C.Wang”是谁，他正顶风沙啃冷馒头。 王淦昌一生，三次和诺贝尔擦肩。第一次中子方案，第二次中微子方法，美国人1995年拿奖。第三次，1964年激光聚变想法，因保密没发，错过聚变奖。可他从不悔，说拿奖争个人光，造弹争国家气。1978年，项目解密，他恢复真名，回到北京。 他的路子，告诉我们，科学家得有祖国情怀。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