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主席，距离“满票”缺了一票，周恩来找到主席，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毛主席回答：“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关系。”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新中国诞生的关键节点，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军队和无党派人士的662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议国家大计。会议不仅要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要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机构。这次聚会体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基础，代表们通过广泛讨论，凝聚共识，为共和国奠定政治架构。 会议从9月21日开幕，到9月30日闭幕，共进行了九天。开幕式上，毛泽东主持并致词，强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主席团由89人组成，其中常委会31人轮流主持日常议程。代表构成比例显示，共产党员约占44%，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超过半数。这种结构确保了不同阶层和党派的广泛参与，避免了单一声音主导。会议期间，分组审议各项议案，代表们逐条修改草案，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在建国前夕，这样的会议具有深远意义。长期以来，中国饱受内忧外患，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和战乱让民众对未来充满期待。政协会议的召开，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界力量团结的体现。它取代了旧有的国民大会，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保障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法权益。 选举环节是会议的高潮。9月30日，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采用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方式，主席候选人只有毛泽东一人。按理，这应是全票通过的程序。但实际投票中，576人参与，得票为575张有效票，一张无效。这张无效票源于代表在选票上仅画圈，未填姓名。工作人员多次复核后，将结果上报。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坚持实事求是，尊重代表意志，不得篡改数字。 这一事件虽小，却反映出新中国政治生活的透明度。次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毛泽东以575票当选，未加任何掩饰。这在当时国际环境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程序的重视。会议整体氛围注重团结，但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张东荪作为无党派代表，投下无效票。他的背景是燕京大学教授，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西方哲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翻译过多部西方哲学著作，在学术界影响广泛。 张东荪的政治立场一贯主张中间路线。他1919年参与创办杂志，宣传社会主义，但偏向改良主义，借鉴苏联经济计划和英美议会制度，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20世纪20年代，他短暂接近中共早期组织，因理念分歧退出。此后保持独立身份，撰文批评国民党统治，同时对中共某些政策持保留态度。抗日战争时期，他留在北平，利用教授身份为中共采购药品，并协助输送学生进入解放区。1948年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他多次劝说傅作义起义，避免城市遭受战火破坏，为此毛泽东曾当面表扬。 正是这些贡献，张东荪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席政协会议。他的无效票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其长期政治观点的延续。他对外交政策中的一边倒倾向苏联持有异议，认为应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平衡。这种立场在会议的协商环境中，并未立即引发追究。政协会议强调团结，但也容纳不同声音，这张票被如实记录，体现了制度设计的包容性。 新中国成立后，政协会议的成果迅速转化为国家行动。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央人民政府设政务院，下辖多个委员会，处理内政外交。张东荪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继续参与文教事务。他返回北京，专注于学术工作，翻译罗素和杜威等人的著作，推动哲学教育发展。 1951年，张东荪卷入间谍案调查。他通过旧日学生与美国使馆人员单线联系，传递部分材料，被国家安全部门发现。次年，撤销其一切职务，开除中国民主同盟盟籍，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此后，他的生活转为低调，主要靠翻译收入和家庭支持度日，直至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这段经历反映出新中国早期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警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