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伙人突然闯入一户农家，将张春莲带走，正当张春莲的丈夫一头雾水的时候，张春莲却异常平静的对他说：“在床的下面有一封信是留给你的，我走后你在拿出来看。”说完，张春莲便头也不回的跟着那伙人离开了。 1978年的陕北，沟沟壑壑里还透着股没散尽的寒气，村里的日子过得慢悠悠的，谁也没想到，一场打破平静的意外会突然降临到王大柱家。 那天午后，几声吉普车的引擎声从山坳里钻出来，在寂静的村子里格外刺耳。没等王大柱反应过来，院门外就闯进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径直朝着屋里走来。王大柱当时正在院子里劈柴，见状赶紧扔下斧头跑过去，心里又慌又懵，不知道家里犯了啥事儿。 屋里，张春莲正坐在炕沿上纳鞋底，手里的针线穿梭得有条不紊。听到动静，她抬头看了一眼，脸上没半点惊慌，甚至连手里的针线都没乱了章法，依旧稳稳地缝着。这股超乎寻常的镇定，跟王大柱的慌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急得满脸通红，上前想拦住那些人，嘴里不住地念叨着“俺们家没干啥坏事啊”，声音都带着颤。 面对丈夫的惊惶，张春莲只是放下针线，轻轻走到他身边，伸手拂了拂他肩头沾着的柴屑，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床的下面有一封信是留给你的，我走后你再拿出来看。说完，她没再多说一个字，也没回头看一眼这个她相伴了三十年的家，挺直了腰板，跟着那些穿制服的人一步步走出院门，慢慢消失在远处的山坳里。 王大柱愣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跟张春莲过了三十年，她是当年逃荒到村里被他救下的，平日里就是个围着锅台转、会做江南米糕的普通农妇，话不多，性子温和，遇事却总比他沉着。可刚才她的平静，还有那句没头没脑的话，让他心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这三十年的日子像放电影似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真正了解过身边的这个女人。 等缓过神来，王大柱跌跌撞撞跑进屋里，趴在炕边，颤抖着手摸索床底。很快，他摸到了一个积满灰尘的木盒，那是张春莲嫁过来时带的唯一嫁妆，盒面上刻着朵小莲花，都被摸得发亮了。 以前他问过这盒子里装的啥，张春莲只说是娘家的念想，不让他碰，他也就没再多问。 此刻，他哆哆嗦嗦打开木盒，里面没有金银细软，只有一叠泛黄的旧证件、几枚生锈的勋章，还有一封叠得整整齐齐的信。信纸已经有些脆了，上面的字迹娟秀工整，绝不是他印象里那个只识得几个大字的农妇能写出来的。 王大柱捏着信纸，手心里全是汗，慢慢展开，一段被封存了三十年的往事，就这么铺在了他眼前。 信里写的，全是他不知道的张春莲。原来她不是普通的逃荒女，而是当年军统的特工。她生在苏州乡下，十三岁被卖给地主，抗战爆发后逃了出来，听说警校管饭还教字，就懵懂地走了进去。她脑子活、记性好，学拆解枪械、破译密电都快，后来被选中成了戴笠手下的人。 她曾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伪装窃取情报，也曾在重庆的码头乔装传递密电，可那些惊心动魄的背后，全是被利用、被屈辱的日子，她早就看透了，自己不过是枚随时能被丢弃的棋子。 信里还写了她的犹豫和挣扎：接到暗杀“汉奸”全家的命令，看到床上发烧的孩子，她把毒药倒进了痰盂；发现共产党人是真的为穷人做事，她就悄悄把药品藏在发髻里送出，把截获的情报转手。 1949年，上峰给了她一个“潜伏”的空头许诺，把她遗弃在大陆，她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彻底埋葬了过去，跟着王大柱过起了安稳日子。 王大柱看着信，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他想起夜半村里有枪响，张春莲总能镇定自若；想起家里遇到危机，她总能不动声色地化解；想起她偶尔会对着南方发呆，眼神里藏着他看不懂的心事。 原来那些他以为的“胆大”和“沉着”，都是她在刀尖上舔血练出来的本能。而这三十年的平静生活，对她来说，才是真正的安稳。 接下来的日子，王大柱过得度日如年，每天都盼着张春莲能回来。他把那封信藏好，守着空荡荡的家，心里又担心又牵挂。 三个月后，当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却在村口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张春莲瘦了些，手里提着一包红糖，还拿着一只粗瓷碗，正朝着家里走来。 原来，这三个月的审查，不仅没定她的罪，反而通过档案馆的旧卷宗，查实了她当年多次暗中协助红色力量的事。 加上她解放后隐姓埋名、安分守己过日子的证据，政府给她平了反，还问她愿不愿意去城里的档案馆工作。可张春莲拒绝了，她只想回到这个给了她半生踏实的家。 王大柱看着走进院子的张春莲，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后只化作一句“你回来了”。 （信源：中华网——美女特务潜伏40年，因为嫁给农民被发现，还生下了8个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