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刚查完哨回到家里，伪副师长的妻子就慌里慌张地推开了房门，对他低语道：“今天打牌时，我听师长夫人说，日本人怀疑你是新四军！” 施亚夫抬头看了她一眼，装作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怀疑也得有证据，不能凭一句话就冤枉人。”语气不慌不忙，脸上没有一丝异样。可等门关上，他一秒也没耽搁，立刻坐到床边，开始分析近几日的动静。他非常清楚，敌人一旦起了疑，下一步就可能是审讯，甚至清除。1942年被派入汪伪政府，他已在这片刀尖上走了两年，神经早被磨得极紧。 两天后，军营里来了个生面孔。一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军官，名叫佐藤太一，带着几人直奔施亚夫所在的办公区，没寒暄，没预告。对方态度客气得异常：“施先生，想请你配合了解一些事情。”施亚夫知道，这是来了硬的。几名汪伪军军官围在边上，眼神各异，有的幸灾乐祸，有的沉默不语。 进了审讯室，灯光很暗，空气发闷。佐藤太一先是翻看了几份报告，问了一些营务上的事，逐渐话题转向私下活动。施亚夫依旧稳住阵脚，把之前准备好的说辞一一抛出。他知道审讯的节奏，稍有迟疑或多言就可能被盯上。他反问了一句：“贵军向来讲证据，若真有问题，我早被拘了，不会请我来‘谈话’。” “勇者愈难诈，智者愈难陷。”这句话是施亚夫入党时一个老同志讲的，他一直记着。 这次被放出来，他没有松懈。根据他掌握的信息，驻守南京的伪军已在整编中，数个情报员陆续暴露。他判断留在原地极不安全，便立即联络潜伏在南京城区的中共情报员王光烈、赵胜。几人定下撤离方案，计划借助伪军师部的出城通行证，走陆路突围。 他们先是伪造了一份盖有“田师长”印章的紧急通行文件，由赵胜从后勤部找关系送到值班军官手中。第二天夜里，施亚夫换上一身普通士兵打扮，与王光烈一同乘车前往北门。 门口守卫盘查时，王光烈按预案说：“田师长命我们连夜处理接应车队的紧急调配。”守卫看了通行证，迟疑了一下，最终放行。 驶出十里地后，他们与接应队伍会合，由新四军皖东情报站派出的接送车将他们转移至六合山区。直到进了根据地，施亚夫才长舒一口气。 这场行动之所以能成功，与他多年地下工作经验和党内训练密不可分。早在1930年，年仅15岁的施亚夫就加入了中共南通地下组织，后转入江南敌工小组，专做情报转递与组织策反。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主动请缨，被安排潜入伪政权。 这次脱险前，他曾多次送出关于日军南京调动、兵力部署、物资调配等重要情报。1943年，他提供的敌军运输路线资料直接促成新四军在苏南一次成功伏击行动。 撤离南京后，施亚夫进入华中敌工部，继续从事敌后工作。后来他常说：“秘密战线没有枪声，但一走错，就再没机会走回来。”这一年他31岁，脑中那句老话越发清晰：“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智慧和胆识才是最锋利的武器。” 多年后，这一段历史被收入《新四军敌工档案汇编》，有关他成功从日伪核心脱险的详细记载，也被党史部门确认为一项典型案例，供后来地下战线成员学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