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开国元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得力助手，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爱党爱国爱人民，人民深深的怀念！ 薄一波这一生，像一根被火反复烤过的钢条。 年轻时在太原街头举横幅，后来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等死刑，再往后坐在中南海盯全国经济，前后换了好几副舞台，人却始终一股倔劲儿。 一九零八年，他出生在山西定襄蒋村。 七岁上学，一九二二年考进山西省立国民师范。 一九二五年，太原反房税和声援“五卅”的队伍挤满街道，他领着同学上街，一边喊口号，一边慢慢认定旧路走不通。 当年秋天加入共青团，年底转成党员，在学校建党支部，当书记，一九二六年又进太原地方执委会，管北部地区党务。 一九二七年，局势骤变，上海、北京接连流血，山西开始大搜捕。 阎锡山下通缉令，他仍在太原公开为李大钊办追悼会，不久转入地下。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他跑北平、天津、唐山做兵运，策动唐山兵变和平汉线北段兵变，在密探和枪口之间打转，四次被抓，两次进牢。 一九三一年六月，因上级机关被破坏，他在北平被捕，被判八年，押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也就是草岚子监狱。 那里本来是逼人认罪的地方，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却组起党支部，他当干事、书记，白天挨审讯，晚上挤在昏黄灯下读马列著作、共产国际刊物，把牢房当成夜校。 一九三五年，他和殷鉴等十二人因拒绝“反省”被内定死刑，负责行刑的宪兵第三团已经接到命令，偏偏碰上“何梅协定”，部队必须南撤，死刑只好拖下。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党组织营救下，他和五十多名同志获释。 毛主席听他讲完这段，说你们把监狱变成学校，为党保住了一批人，这就是胜利。 出狱后，他被派回山西，换了一套打法。 一九三六年，他组建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接手并改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三个月发展二十万会员，到一九三九年夏，会员达到三百万。 牺盟会办军政训练班、民训团，大批村政协助员和干部从这里走出去，山西一百零五个县里，七十多个县的政权掌在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员手里，外壳还叫旧官府，里子已经换成新班底。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打响，他推动组建山西新军。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立，他担任总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亲自起草《政治委员制度条例》，把“政委是最高首长”写进条文。 新军从一个总队长到四个纵队，他又当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又当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带队奔晋东南前线，同八路军一起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起，他和陈赓等指挥沁源围困战，两年多把日军一点点挤出沁源，《解放日报》称这里是敌后抗战的模范典型。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在眼前，他已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和邓、刘伯承一起指挥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在平汉战役中亲自做高树勋工作，促成起义。 一九四八年，华北局成立，他先当第二书记，后当第一书记，又兼华北军区政委和华北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北平、天津解放后，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他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部政委，主持进入平津的政策和作风，把工作重心从乡村挪进城市。 一九四九年，他进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当上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编制委员会主任，继续兼华北局第一书记，和陈云等一起统一财经、稳定物价，让人民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一九六零年，中央决定在松辽地区打石油大会战，他主管石油，多次到后来叫“大庆”的地方看勘探、看建设。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主持起草“工业七十条”，成了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企业管理章程。 一九六三年，他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参与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研究“大三线”布局，论证攀枝花等项目，试办托拉斯、改革物资管理体制。 一九七九年，他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站到改革开放的起点上，坚决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参加国务院财经方面的大规模调研，一九八零年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作《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把三十年经济建设的正反经验说给全党听。 之后，他兼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推动组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又在一九八二年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围绕计划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关系、财政外贸体制做系统研究，在常州、沙市搞综合改革试点，多次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看情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关心并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后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挂念。 从蒋村小院到草岚子铁门，从太岳山沟到中南海灯光，这么多地方串起来，就是薄一波的人生轨迹。 对敌斗争有硬骨头，搞统一战线有分寸，抓经济工作既敢往前冲，也敢在紧要关头喊一声“慢点”，许多写进党史的年份、数字和决定里，都埋着他的影子，这也是人们提起他时，心里自然而然升起那份敬意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