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批评，罗荣桓为何无地自容？来看115师的腐化案、男女作风案。1940年9月，山东方面召开“桃裕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瑞向罗荣桓“全面开炮”，严厉斥责一一五师。 会还没散，罗荣桓心里就已经明白，问题不在朱瑞讲得重，而在自己确实有疏忽。仅仅一年多时间，从山西转战山东，这支曾在平型关一战成名的部队，在敌后复杂局势下，渐渐暴露出组织松散和作风松弛的问题。 尤其干部的思想工作，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漏洞。 罗荣桓很清楚，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1938年初，他随115师主力进入鲁西南，那时候山东局势一团糟，既有地主武装，也有旧军人土匪，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掣肘，部队要在这种环境下扎根，很难不受影响。 他当时就提出纪律必须立得住，组织必须紧起来，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开始松劲。 而真正让他感到刺痛的，是1940年初政治部副主任黄励自杀。这个人不是普通干部，是毛泽东的秘书，长征走过来，打仗从不含糊。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山东坚持不住了。湖西肃托整风时，几个老同志被误杀，黄励一度极力阻止未果。他对组织的信任开始动摇，再加上私事上的情感挫败，精神彻底崩溃，最终在驻地宿舍里饮弹自尽。 那晚，罗荣桓看完处理报告后坐了一整夜，没说一句话。 类似的事并不是孤例。1939年到1940年间，山东敌后根据地处于高压状态。日军扫荡不断，国民党地方势力捣乱，群众基础刚建立不久，不少新兵临时征召，没有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纪律性极差。 罗荣桓曾在鲁中一个村庄碰到民运干部郯城县长翟新亚，带头与地主交往密切，甚至染上抽鸦片、嫖娼等恶习。他当场就撤了翟的职务，并要求开除党籍。 罗荣桓早在1939年就在日记里写过，“在敌后，纪律松弛，比敌人更可怕。”但他也很清楚，不能光靠整顿文件解决问题，必须有系统性安排。 可就在这个时候，朱瑞带着中央山东分局文件到了前线，批评声音越来越重。“一一五师如果不能起表率作用，谈何带动群众？谈何军民合作？”这话说得没错，但让罗荣桓难受的是，他早就想做，却一直没做成。 刘少奇到山东以后，局势有了变化。他专门调查了朱瑞与罗荣桓的矛盾，结论很明确，朱瑞问题在主观主义，不接地气。 他向中央汇报：“罗荣桓虽问题多，但肯担当，能实事求是，值得托付。” 从那以后，罗荣桓开始推行干部作风整顿，重建政权纪律，从六个方面着手，“争、插、挤、打、统、反”，强调既要斗争也要统战，既要严管也要讲政策。 整顿之后，115师风气逐渐回正，群众评价也回升了不少。可那年秋天的会议，罗荣桓依然记得太清楚。他没辞职，但心里知道，是时候重新建起一支靠得住的部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