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 年前后，北洋新军在保定府的操练中已崭露新貌，段祺瑞作为北洋陆军学堂的骨干教官，以治军严明、性格刚毅著称，在军中渐渐树立威望。 这份不卑不亢的作风，也为日后北洋体系的转型埋下伏笔。 段祺瑞出身贫寒，祖上是安徽合肥本地的破落家庭。父亲早逝，家里揭不开锅，只能靠母亲缝缝补补供他读点书。 十七岁那年，他实在混不下去了，咬牙走了两千里路，投奔威海卫营中担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在营中做司书谋生。 他在营中始终勤学苦练，尤其钻研军事技艺，1886 年，天津武备学堂为李鸿章组织军事演练，恰逢风雨交加，段祺瑞在炮科实弹演练中三发三中，精准度惊人，李鸿章当场赏识有加，为他日后深造与晋升铺平了道路。 1885 年，他已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科，在这里系统学习现代军事知识，从那以后，段祺瑞这名字，在北洋系统里，慢慢有了分量。 他和袁世凯的关系，要从小站练兵说起。袁当时在天津练兵，急需懂炮兵的人才，而小站练兵本就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官，依照德国军制练军。 段祺瑞一到，袁世凯亲自出门迎接，连他成亲的婚宴，都是袁掏的钱。 袁世凯早年爱才如命，尤其是这种不怕吃苦、肯下死力气的硬骨头。段祺瑞也确实争气，练兵练得一丝不苟，纪律严明，成了 “北洋三杰” 之首。 但两人看似亲密无间，骨子里，其实早埋下了分歧的种子。后期随着权力格局变化，段祺瑞愈发坚守共和理念与军权公器属性，而袁世凯，从骨子里信的是 “天下一人治”，想的始终是那顶皇帝的帽子。 1916 年正月初一（洪宪元年），北京东交民巷，段祺瑞此前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已请长假，此次按旧例前来拜年。 袁克定，也就是袁世凯的儿子，站在门口拦住了他，说得客气，但话里有刺：“段总长，家父如今是中华帝国皇帝，您还是行跪拜之礼吧。” 段祺瑞当场冷了脸，没拐弯，也没绕弯子，直言拒绝行跪拜礼，转身便走，连门都没进。 屋里的人都傻了眼。袁世凯听说后，沉默了好一会儿，只说：“他这是不想再回来了。” 段祺瑞确实没再回去，此前因与袁世凯在帝制问题及军权分配上的矛盾积累，他已逐渐被边缘化，不久后便彻底脱离中枢，隐居西山，托病不出。 别人以为他怕了，其实他是不想陪着袁世凯演这出 “称帝大戏”。 其实早在袁世凯称帝风声传出前，段祺瑞就劝过他，劝了不止一次。 第三次那次气氛最僵，袁世凯坐在书房里，听他讲共和制度，讲民心所向，讲南方反弹，分析帝制对国家及袁氏身家性命的危害，最后袁世凯面露不耐烦。 段祺瑞言辞恳切却态度坚决，明确表达反对立场，见袁世凯不为所动，便决意不再参与中枢事务。 袁世凯没吭声，脸色铁青，桌上的茶水都凉了。那天之后，两人再也没像从前那样并肩坐过。 1916 年初，护国运动爆发，云南、贵州、广西纷纷起兵讨袁，南北剑拔弩张。各路督军等着段祺瑞表态。 他不动，托病闭门，谁都不见。 袁世凯想让他出兵平叛，手下人来请，他只说了一句：“北洋是国家的军队，不是某一人的私兵。” 这句话传到袁耳朵里，他知道这位他一手提拔的老部下，彻底不站在他这边了。 1916 年 6 月，袁世凯病重，躺在床上，已是油尽灯枯。他深知段祺瑞在北洋军中的威望，嘱托身边人请段祺瑞出面稳定局面。 这是他最后的倔强，也算是他对段祺瑞的妥协。 段祺瑞没拒绝，也没多说，默默参与操办了丧礼，没人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只知道那天，他穿着一身黑，不声不响地站了一整天。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重新出山，完成 “三造共和” 的重要功绩：1912 年领衔率将领致电清廷请立共和；1916 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 年讨伐张勋复辟，哪怕有人说他是 “武人干政”，他也不改初衷。 他不完美，也曾被批评独断专行，但他始终没动过称帝的心思。 那份拒绝向帝制低头的态度，是他的信仰底线。北洋那么多将领，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他。 他晚年常以时局为鉴，反思为政之道，强调治政需谨慎持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