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衣复恩给蒋介石开了10年专机，从没出过岔子。可这一年，莫名被捕，一关就是1066天。出狱那天，衣复恩疑惑道：“我到底说啥犯忌讳的话了？” 衣复恩出生于浙江吴兴，早年赴美学习航空技术，掌握了先进的飞行技能。抗战期间，他加入空军，多次执行穿越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这些航线地形复杂，天气多变，他需要精准操控飞机避开险阻。1943年，他首次负责蒋介石夫妇的飞行，使用C-47运输机临时改装座位，确保飞行安全。这次任务让他进入高层视野，从普通飞行员转为专职机长。之后的几年，他管理专机事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5年，美国提供改装后的C-47，名为美龄号，他负责日常维护和飞行调度。这架飞机配备了舒适设施，他需要定期检查设备以保持最佳状态。他的角色在国民党内部逐渐重要起来，接触到许多高层决策。 1949年，国民党面临重大转折，衣复恩参与多项关键运输。他驾驶中美号载蒋介石离开大陆，这趟飞行涉及严格的安保措施和航线规划。那年2月，他组织运输队将黄金从上海运往台湾，选派多架飞机，确保货物分批运抵。这些行动要求他协调空军资源，处理装载细节，避免任何延误。他的贡献让他在空军中获得晋升，但也让他卷入政治漩涡。迁台后，他继续担任空军要职，管理侦察机项目，包括U-2部队的调度。这些任务涉及敏感情报，他需要处理照片和报告的传递。1964年，他将U-2拍摄的照片交给陈诚，这成为后来指控的依据之一。他的职业生涯从飞行技术转向行政管理，责任越来越重。 1966年春天，国防部会议上，衣复恩对反攻大陆的言论表示异议，他指出当年有大量军队和装备却未能守住大陆，现在形势更不利。这番话在会场引起沉默，散会后参谋总长提醒他注意言论分寸。后来在圆山饭店酒会上，他对美国武官表达类似观点，认为反攻政策不现实。这话传到美国国会，并见诸纽约时报，标题直指台湾军方高层质疑政策。7月12日，他到国防部大楼时被宪兵带走，文件由王升签发。他被关进军法处审讯室，那里灯光刺眼，他反复解释言论仅为个人看法，无涉机密。审讯焦点转向他管理U-2的经历，以及那张照片的传递过程。录音证据被用来指控他泄露情报，尽管他辩称无意违规。 关押期间，衣复恩在牢房度过漫长日子，每天面对简单饮食和隔离环境。他计算时间，头发渐白，但始终未获明确罪名。1066天后，1969年8月15日，他获蒋介石特赦释放。出狱时，蒋经国秘书要求他保密此事。后来，一名退役情报官透露，1966年蒋介石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的言论被视为挑战反攻政策。同时，美国中情局试图影响台湾情报系统，他管理的U-2部队成为争夺焦点。这次事件让他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他的被捕反映了当时台湾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对外关系的复杂性。释放后，他选择远离军界，转向商业领域，利用航空背景开拓新路。 出狱后，衣复恩创办中华航空服务公司，起步时规模小，仅几人办公。他凭借空军人脉，承接台湾到东南亚的货运业务，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公司专注航空物流，他处理合同和航线安排，确保运营效率。1971年，尼克松访华消息传出时，他在香港洽谈合作，与英国太古集团讨论细节。这段时间，他避免涉足政治，专注生意发展。公司成长迅速，垄断部分货运线路，他招聘员工，投资设备。1989年，他返回杭州老家，这趟旅行让他回顾早年经历。离开大陆的1949年已成为历史，但他视脱离官场为明智选择。他的商业生涯证明了从军界转型的可能，尽管起步艰难。 衣复恩的经历跨越抗战、迁台和商业阶段，早年飞行技能让他脱颖而出，但政治环境让他付出代价。他的被捕源于言论和情报纠葛，释放后他重建生活。公司从小型企业成长为区域玩家，他注重实际操作，避免高调宣传。这种转变体现了个体在时代中的适应力。他的故事揭示了台湾1960年代的政治氛围，权力集中下个人言论的风险增大。U-2项目作为冷战产物，让他陷入国际博弈。商业上，他利用专业知识，连接台湾与东南亚市场，贡献了经济活力。他的晚年专注家庭和生意，避开公众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