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什么抗战主和，而且说“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七·七事变后，吴宓在1937年7月21日日记记载：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从吴宓的日记来看，陈寅恪对抗战悲观，“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所以要主和。今天有人质疑陈寅恪的民族气节哪里去了，更有人骂陈寅恪亲日甚至汉奸的帽子都出来了。 说起陈寅恪这事儿，总让人觉得历史不是黑白分明的，夹杂着太多灰色地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那声枪响，全国一下子炸了锅，日本鬼子直扑北平，宋哲元手下的二十九军顶不住，很快就撤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吴宓的日记里记了陈寅恪的话，先是7月14日那段：“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一周后，7月21日又提：“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这些话现在看，搁网上准得被喷成筛子，有人直接扣汉奸帽子，说他亲日卖国，民族气节丢哪去了。可事情没那么简单，得从头捋捋。 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锴顶上去，全国捐款募捐。陈寅恪没闲着，继续主战，清华周刊上他的跋文《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借俞樾的“预言诗”说“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这是在说，日本侵华不是意外，早有征兆，得抗。同期报纸还登清华援助十九路军的消息，集体电报反对撤兵妥协，收复东北，陈寅恪肯定签了名。那时候他视中华文化如命根子，三纲五纪是立国根本，1925年诗里就写“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痛斥留学日本学伪史的士人。 可为啥七七事变后，他转性了？得看当时乱成啥样。七七事变，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宋哲元在山东乐陵修父亲坟，电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一边求和谈。蒋介石7月9日、10日电宋“构筑国防线，星夜赶筑”，强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但宋7月11日偷偷去天津见张自忠，找日军谈判。7月12日宋对外说“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7月13日蒋又电“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7月14日宋下令“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被俘日军”。7月15日宋通电谢绝捐款募军，“以免妨碍和平大计”。日本那边7月16日派10万陆军进中国，17日东京五相会议动员40万日军。7月18日宋见新日军司令香月清司，说“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7月21日关东军三个旅团到丰台，八个师团16万人扑平津。7月25日廊坊战，26日日机轰炸，27日北平战，佟麟阁、赵登禹阵亡，28日宋撤，29日北平陷落。 陈寅恪在清华园，眼瞅着宋哲元片面撤兵，戒严取消，工事拆光，华北丢了，中央还内斗，东北早不抵抗，军备差一截，民气散，日本增兵如潮。他从历史看，借鉴明清和议残本，说“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他觉得胜败靠科学军力，中国人心士气“虚骄怯懦”，抵抗等于亡国，得保华南偏安，留文化种子，徐图恢复。这书生论政，搁现在叫不切实际，忽略了民族意志。但他不是怕死，是怕文化灭绝，他一生以中华文化为托命，视保存为头等大事。吴宓日记说“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憍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吴宓也觉得这论调有道理，但担心屈辱无益。 这观点搁当时不孤单，胡适1937年8月6日写信蒋介石，建议割让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蒋在国防会议上怒斥“某学者”投降，程潜骂“胡适乃汉奸”。张伯苓、蒋介石初期也悲观。陈寅恪的悲观，从九一八不抵抗、节节败退来，绝望了，觉得“一战则全局覆没”。他诗里常叹亡国痛，“南朝一段兴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南渡白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觉得这辈子见不着胜利。可他爱国心没丢，香港沦陷1942年，他赋诗“万国干戈一叶舟，故丘归去不夷犹。袖中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回内地。 陈寅恪有气节爱国，但开错了救国药方，悲观误判了民族韧性。他是知识分子旗帜，不是神，缺点就是对抗战太灰心。历史证明，中国没偏安存续，而是全民抗战胜新生。他的悲观，是时代一部分书生痛苦缩影。搁现在看，这话听着刺耳，但得承认，当时军政乱象，他从史书里找答案，求条活路，却忽略了人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