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

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信上写道：“我尽了最后的努力，洒尽最后的热血，以一死为党尽忠！” 1958年的盛夏来得特别早。北方的土地尚未完全从春寒中苏醒，政治空气却已被骤然点燃。各级机关、厂矿、学校无不卷入整风、反右的激流之中。 会议一场接着一场，批斗像风暴一样席卷而来，人人自危，又人人被迫投入声讨。那一年，北京城的天色常常阴沉，人心更是惴惴不安。 王范是某县公安局的一名中层干部，三十多岁，出身贫寒，干练严谨，是典型的“组织培养起来的青年骨干”。 多年来，他在办案上以严谨著称，即便在政治压力下也坚持调查事实，不轻易定性，不随风摇摆。 过去，他的谨慎和原则曾被视为“可靠”“稳妥”，是组织的放心人。然而1958年，空气变了，曾经的优点在风向之下迅速变成了“缺点”。 事情的起因在于一个被错抓的小贩。 那是春末的一天，县城里正在进行所谓“清理资本主义尾巴”的集中行动。 一个靠摆摊卖豆腐干为生的中年小贩，因为与人争吵，被基层工作组认定为“投机倒把”“恶意抵抗社会主义改造”，草率拘捕。 案卷被送到公安局，基层意见很明确：“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可当王范审阅材料后，却感到案情漏洞百出。所谓“投机倒把”无任何证据，所谓“恶意抵抗”不过是语言争执。 小贩供词里充满恐惧与惊慌，完全不符合一个“敌对分子”的特征。王范随即带人复查，找了几名群众，结果均证实工作组的定性过于草率。于是他决定按照事实办案，将小贩释放。 他认为自己做的是原则性的事，是维护政策，是为党分忧。但他不知道，这种“谨慎”在政治高压的年代，已被视为一种失态。 几天后，县委在整风大会上点了他的名。批评如潮水般袭来——“右倾”“立场不鲜明”“包庇资本主义尾巴” “同情落后分子”“对群众运动缺乏热情”。原本是小事的纠错，如今被拔高成政治态度问题，被解读成思想滑坡、立场动摇。 有人拍着桌子质问他：“为什么在群众运动最关键的时候，还搞什么调查研究？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有人冷笑着说：“你这是给资本主义找出路！” 更有人阴沉地指向他：“你这种人，不整不行。” 会场的空气压得他喘不过气，而他越辩解便越像“抗拒组织”。他的声音被淹没，他的诚恳被曲解，他的坚持被定性，他的沉默被视为“拒不认错”。 组织对他作出严厉处理——连降十级，几乎相当于打回原点。他一夜之间从被寄予厚望的青年干部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对象。 他的妻子悄悄劝他：“忍一忍吧，你没做错，可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 可王范心里明白，这不是一时的委屈，而是对他整个人的否定。 他靠信念走到今天，却被扣上莫须有的帽子，尊严被撕碎，未来也被截断。他的性格强硬、爱憎分明，容不得这般屈辱。他本可沉默苟活，但在那个年代，“苟活”恰恰比死亡更难做到。 某个深夜，他做下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决定。 他点着昏暗的煤油灯，摊开纸，将自己压抑许久的愤慨、委屈与绝望凝成文字。 这封绝命书只有217个字，却每一个字都像刀刻在纸上，带着刺目的锋芒。 他写道自己无愧于良心，坚持事实，坚持政策，不愿冤枉一个好人；写到自己遭遇的指责如何荒谬，处理如何不公。 写到身为共产党员，本不该以死明志，但他已无其他方式向中央诉说真相。 字迹越来越乱，越来越重，像是在与命运抗争，又像是最后的怒吼。 写完后，他整整坐了一夜。 翌日清晨，他独自来到办公室，关上门。走廊里人来人往，却无人注意这扇紧闭的门内，一个生命正在决绝地倒计时。 枪声响起时，许多人以为是文件柜掉落或器物碰撞；等人赶来，他已倒在血泊中，手中仍紧握那封绝命书。 消息迅速传上县委、地委，最终送到更高层。绝命书被封存，王范的名字在文件里被谨慎处理——既不能扩大影响，也不能彻底抹去。 几年后政治风向改变，他的案件被重新审查，结论是“处理失当”。一纸“恢复名誉”来得体面却也冰冷，他已无法亲眼看到。 在县城那条街的小摊旁，人们偶尔还会提起那位被误抓的小贩。他说，有一个公安干部救了他；可他不知道，救他的人后来为此付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