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白兔奶糖的创始人冼冠生，竭尽所能的支援抗日，然而1952年，他却在上海跳楼身亡。 冼冠生的故事，从广东佛山一个贫寒家庭开始，他1887年出生，没念几年书就辍学，15岁只身跑到上海打拼，当学徒、学手艺，最后在食品行业扎下根。 1915年他和朋友合开“冠生店”，后来改名“冠生园”，这个名字之后几十年成了老百姓心中响当当的食品招牌。 他不是那种靠关系起家的商人，也不是靠投机取巧发家的暴发户，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叫“三本主义”：本心、本领、本钱。说白了就是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有本事，做买卖得有资本。 比如他最早是靠陈皮梅打出名堂的，这玩意儿不光好吃还润喉，对唱戏的人特别管用，当时的名角薛瑶卿一吃上瘾，干脆投钱入股。 后来他搞标准化，把腌制时间、糖度都量化了，梅子能放更久，也卖得更远，1924年他还注册了“生”字商标，算是把食品品牌意识玩得比很多同行早了几十年。 他的营销也不走寻常路，1934年他请影星胡蝶代言月饼，广告词写得有点“狂”：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 电车、报纸上都打广告，小贩穿着印有logo的马甲满街跑，冠生园的品牌像今天的网红一样热闹，到1930年代他的店铺遍布南京、武汉等地，产品近200种，说是“食品界的龙头”，一点也不夸张。 但冼冠生真正让人敬佩的，不是他会做生意，而是他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没想着跑路，而是拼了命往前冲。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成了战争的前线，很多商人选了关门、撤离，但冼冠生却连夜改造生产线，做饼干、罐头，装了整整5辆卡车，亲自送去前线。 他不是军人，但他的行动比很多军人还硬气，冯玉祥为此题字相赠，称他是“现代弦高”，把他比作春秋时为国送牛的义士。 等到上海沦陷他也没停，工厂从武汉搬到湖南桃源山区，再迁到重庆，在桃源他想办法用黄豆和牛肉做罐头，1940年产量就有12万罐，全给了前线部队，重庆那边白糖断供，他就搞土法提炼，硬是维持住了市场供应。 但他不是只想着赚钱，在重庆他还创办了南泉中学，免学费让穷孩子读书，他也不是只顾着工厂，穿越封锁线运物资，他亲自盯物流，确保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这不是“慈善”，也不是“表演”，而是一个实业家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不是拿着红头文件干活的人，但他做的事，撑起了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的部分后勤。 1945年抗战胜利，冼冠生的事业迎来短暂高光，全国分店37家，食品帝国看起来风生水起。 但好景不长，美国商品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企业经营举步维艰，而冠生园内部也不消停，董事会为股权你争我夺，冼冠生一边要稳住市场，一边要处理内部斗争，显然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新中国成立后，冼冠生选择响应政策，调整方向，做大众化食品，比如推出的“一元糕点”，亲民便宜，很快成了主力产品，占比高达七成。 1950年“二六轰炸”后，工厂遭打击，很多企业开始裁员，他却公开承诺不裁人，工人们也因此愿意跟他共渡难关。 但真正的打击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他被人举报行贿、偷税，说他是“五毒商人”。他拿出冯玉祥当年的题字、战时支援的材料，想证明自己不是“奸商”，可惜档案遗失，没人愿意听他解释，最终他从自己创办的冠生园大楼上跳下，64岁的生命到此为止， 他死后冠生园在1956年被公私合营，企业继续运转，但早已与创始人脱钩，1959年，大白兔奶糖诞生，成了冠生园最知名的产品，它沿用了冼冠生当年制定的标准化工艺，后来还被当作外交礼品送到国外。 冼冠生不是一个完人，他也许有过经营上的漏洞，也难免在旧体制下有某些“灰色操作”。 但他抗战时的贡献、推动食品工业标准化的努力，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不是在战场上死去的英雄，而是在和平年代，被误解、被否定、被逼至绝境的实业家。 今天我们提到“大白兔”，想到的是甜美、童年、国货之光，但它的背后是一个人用一生在抗日中奔走，用一跃结束自己命运的沉重代价。 冼冠生的悲剧不是个案，而是那个时代里不少实业家命运的缩影，他们曾用实业支撑国家，用良心经营企业，但在风向骤变时，却连自证清白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今天纪念他们，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提醒：再伟大的国家，也不能忘了那些在底层拼命托举它的人，他的故事不该被奶糖掩盖，更不该被历史埋没。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从老城厢的一家小食品店说起：“冠生园”是如何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