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开国少将王扶之回家探亲，途中，他与车夫老汉相谈甚欢，直到家门口才发现，此人竟是自己多年未见的父亲！ 时间往前扯，1923年9月24日，陕西子洲三眼泉楼砭傅家新庄，一个贫农家添了个男娃，取名王扶之。五岁那年母亲去世，爷爷在炕上咳个不停，父亲去延安给地主种地，家里一老一小，靠几分薄田过活。 父亲不认命，托人硬把孩子塞进私塾，三个月学费用光，书还没读出味儿，书包就被挂回墙上。他又去给地主放牛、割草，太阳底下一站一天，腿上全是土，肚子里半饱半饥。 1935年，陕北天色变了。刘志丹带着红军在这一带活动，住老乡窑洞，帮人挑水砍柴，走时不拿一针一线。村里人小声说：“这队伍跟以前的不一样。”十二岁的放牛娃听得心里直热。 那天，他从地里回来，在门口磨蹭半天，憋出一句：“想去当兵，当红军。” 家里能拿出的，就一双草鞋。父亲把草鞋塞进他怀里，在孩子肩上拍了一把：“去了，当个好兵，让老百姓能吃饱。”送到村口，转身时眼眶已经发红。 招兵的红军盯着他看：“多大了？” “十七。” 其实才十二岁，就是个头长到了差不多一米六，看着像个半大小伙。 他知道不到十六岁收不了兵，只能把岁数往上抬。红军战士对视一下，笑笑，还是把他编进少共营。 同年秋天，崂山战斗打起来。红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埋伏在山路两侧，对付东北军一一〇师，战斗绞得紧，娃娃营也被推到前线。枪不够，两三个人才有一支，轮到他，只分到一杆梭镖。山上的敌兵看见下面一群小个子，还嚷嚷“都是小疙瘩”。 话刚出口，他一股火就顶上来，攥着梭镖冲上高地，矛尖抵住一个敌兵脖子，只喊了句“缴枪不杀”。对方手一软，把枪递了出来。 这是他从军后的第一支枪。 崂山之后，他被调去当联络员，又被送去学测绘，十三岁递交入党申请，当年就被接收入党，成了队伍里最年轻的一批党员。 后面的路，就一直在行军。山城堡、西路军，他跟着队伍改成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做测绘，在第三师第八旅二十二团跑通信，电台、地图扛在身上，转战陕、晋、鲁、豫、皖、苏。 抗战结束，他被选去东北，进东北民主联军二纵五师，当作战科长。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仗一场接一场。队伍改为四野，他成了三十九军三四三团团长，辽沈、平津、衡宝、广西，把队伍从松花江边一路带到镇南关，送走败军。 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团级指挥员。 本想趁着和平抽空回陕北看看老父，朝鲜那边又起了火。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战争爆发，东北边防军组建，四野主力三十九军列在其中，王扶之所在的一一五师成了入朝的主力之一。 十月十九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二十五日第一次战役打响，他带三四三团在温井打头阵，一个小时就把美军防线撕开口子。 几次战役下来，他从团长升到副师长，再到一一五师师长。 1952年临津江一线，被炸塌的坑道把他和两名战友埋在地下三十小时，外面工兵按彭德怀的死命令，一锹一镐地挖，看到洞口飞出两只苍蝇，才知道里头还有空气，拼命把人抢了出来。他后来常说，欠那两只苍蝇一条命，这辈子不打苍蝇。 牛车上的老汉听到这儿，烟袋锅在掌心里磕了几下，叹了口气，把话扯回自家：“三五年那会儿，我也把娃送去当红军。 十二岁，一米六高，非要去闹革命。 家里没饭吃，在家也是饿死，就让他去了。送到村口，看那背影越走越小，就再没见过。要是活着，现在怕是也有你这么大。” 牛车晃过几处岔路，傅家新庄的轮廓慢慢清楚。军官从车上跳下来，坚持说自己走回去，老汉没拦，让牛在后头慢慢挪。 走着走着，两人走进同一条小路。老汉忍不住问：“后生，你家在哪块？” “前面，傅家新庄。” “巧了，我也那儿。” 再问院子朝哪开、门口几棵树，细节一一对上，只剩最后一个疙瘩堵在心口。军官抬头看着老汉：“老人家，你那娃，叫什么名字？” 老汉喉结动了动：“叫王扶之。” 话一出口，两人都愣了。军官腿一软，扑通跪在土路上，只喊了一声“爹”。老汉这才反应过来，跌跌撞撞扑过去，把人拽起来，一边抹眼睛一边念叨：“我的娃，你还活着。”黄土路上，一个穿旧军装，一个拄着鞭子，抱在一起，哭得眼泪鼻涕一塌糊涂。 回部队后，他把父亲接到身边养老。 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随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结业回到三十九军，当了一一六师师长，又当参谋长、第一副军长。 一九六四年再授军衔，这回是少将，在开国将领里算年轻的。再往后，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一直忙到1998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