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5年34岁张学良在西安的一张照片，都说张学良长得帅，这么看也不过如此！ 往前翻，不得不从一九〇一年说起。 那年他生在辽宁海城的大帅府，父亲张作霖，脾气大，刀子快。 小小年纪，一边被塞进私塾认字，一边被拎进军营看刀光枪影。十六岁，母亲赵氏去世，家里一下冷下来了，他只好提早学会收拾烂摊子。教会学校带给他一点西式思路，军营又教会他怎么排兵布阵，两头拉扯，人也跟着长成了另一种模样。 二十岁那会，他跑去吉林剿匪，领一支骑兵在冰天雪地里追了三个月，最后把匪首活捉回来，“少帅”这个称呼就粘在身上。 奉系势力越做越大，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东北攫取的那些“特殊权益”越扎越深。 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旅顺、大连，统统被对方当成自家后院。张作霖想在列强之间找平衡，终究顶不住。 一九二八年，皇姑屯的火车一声巨响，他死在日本人的炸药堆里。 二十七岁的张学良穿孝服站出来，接手东三省。 他说得不多，“你们把我父亲炸死，还想拿国家利益跟我谈，国恨家仇，一块算”，态度摆在那里。 一九二九年将近，他在沈阳宣布东北易帜，把五色旗收起，把青天白日旗升上来。形式上全国算是统一了一回，军阀混战压了下去。 他成了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中原大战里带东北军入关，让那场内战收了个不算太难看的场。 战功有，败账也有。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他为了收回铁路权益，同苏军对上，东北军一口气扔掉一万多条命在松花江边。 再过两年，中原大战里他连轴转，伤寒病落在身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沈阳城外炮声响起，他躺在北平协和医院，烧得迷迷糊糊。 军令传来“不抵抗”三个字，东北城池一块块被吞掉，热河很快也失守。 等他从病床上爬起来，对着地图发了三天呆，屋门反锁，谁喊都不应。外头骂声一片，“逃跑将军”“不抵抗”，一顶顶帽子扣上去，他嘴上不辩，心里却给自己记了死账：这辈子总得想办法把日本人赶出去。 一九三三年，日军进攻热河，他亲自上前线，打到最后还是守不住。 回到南京，当众把军装往桌上一放，辞职，背起行囊去了欧洲。 在德国，看着纳粹旗子一片片挂起来；在苏联，看着一个庞大机器轰隆隆运转。他明白得更透：靠一支东北军，护不住整个中国；这碗饭要想不被人掀翻，得全桌人一起端。 这一圈走完，一九三五年，他带着东北军进驻西安，挂着“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名头，干的是内战的活。他看着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一边是东北兵，一边是红军，心里明白这样打下去，便宜的是谁。 于是悄悄开始改旗换鼓。 派亲信去陕北见毛泽东，搭桥。 默许在西安搞东北救亡总会，鼓动士兵认清外敌。成立长安军官训练团，把抗日写进课程。 还派人去新疆找盛世才谈保住河西走廊，又琢磨着把自己一九二三年出钱办起来的东北大学往西安搬，将来好给抗战多留点读书人。 陕北那边，红军苦得更厉害。长征一路冲杀，七八万掉到几千，衣服破、肚子空。 中共中央给苏联发电报，说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乱印钞，张学良那边的钱也借得差不多。 前头叶剑英代表中央开口，他当场答应借三十万，先掏五万现钱，又答应去上海想办法筹二十五万。棉衣更急，他从库里拨出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让红军在半路接应。 后来陆陆续续，加起来借出的款有六十万，棉衣棉鞋、粮食弹药压根算不清。 苏联那笔援助说好十一月底到，到点没见影，他这边只好再挤出十万救火。张闻天发电，说你们多拖一天，前线就多冻死饿死一些人，这话听着扎心。 账算到这一步，他心里有数，只靠送钱送棉衣，救不了根。 国民政府那句“安内攘外”不翻过来，战场早晚还会对准自己人。一九三六年，他连着给蒋介石发了二十多封电报，苦口婆心劝把枪口调向日本。西安的雪夜里，他把二十三封电报烧成灰，只留四封揣在兜里，算是留个念想，也算给自己打气。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西安城外又是枪声。 这回枪口对准的是蒋介石。 张学良和杨虎城把局翻了个个，把本该打红军的兵力绕回来。蒋在山沟里被找到时，一身泥。他站在蒋面前，敬了个礼，手举到帽檐又放下，说今天犯上，不为私。 结果一张牌发出去，全桌的反应都变了味。 苏联顾着大局，让中共转向联合蒋，阎锡山那边权衡半天，收手当看客。 局势一步步滑到“和平解决”那一档。他咬牙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把自己当筹码。人一踏上南京的地面，后半生就交代了。软禁从三十六岁开始，足足拖了五十四年。 东北军分崩离析，杨虎城后来连家带命一起赔进去。 这些年，他在雪窦山教看守拿旧轮胎做拖鞋，在井上温泉抓着《明史》做批注，字全往右歪，是当年做手术没麻醉留下的后遗症。 一九八八年，他被“免监”，问能不能回沈阳，得到的是摇头，只好改飞檀香山。 落地那晚，他去超市买了最便宜的酸菜罐头，用自来水冲了三遍，再煮一锅白肉酸菜，闻着勉强有点松花江的味道。 二〇〇一年，檀香山的小礼堂安放着他的棺木，灵车路过唐人街，华侨拿出一盘旧磁带，放起《松花江上》，声音发飘，副歌拖得像在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