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志愿军第16军军长刚刚回国，关系挂靠在南京军区机关食堂。住处就一张折叠床、一条旧军毯，生活特别艰难，以前的老部下各个避之不及。最困难的时候，总政罗主任下令：“把他安排到政治学院院务部担任副部长。” 尹先炳出生于1915年的湖北汉川一个农村家庭，那里的人们靠土地维持生计。他十五岁时投身红军队伍，从最基层战士起步，逐步成长为指挥员。红军时期，他参与鄂豫皖根据地的防御作战，面对国民党围剿，部队多次转移阵地。他由班长升至排长，又到连长和营长，积累了实战经验。长征路上，他跟随红四方面军穿越艰苦地带，负责部分后勤任务，确保部队行军顺利。到达陕北后，他继续在部队中担任职务，适应新的作战环境。抗日战争爆发，他调入八路军系统，先任总部特务团团长，后到冀西游击区任职，组织地方武装对抗日伪军。 百团大战期间，他指挥部队破坏敌方交通线，打击据点，巩固根据地。后期，他升为冀鲁豫军区湖西分区司令员，领导反扫荡斗争，坚持到战争结束。解放战争阶段，他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队二旅旅长，指挥平汉战役突破敌线。随后升为纵队副司令员，参与豫北和鲁西南进攻，摧毁国民党部队。淮海战役中，他率部围歼黄维兵团部分力量。渡江战役后，推进西南，完成剿灭残敌任务。第二野战军整编，他出任十六军军长，领导多项作战行动。 尹先炳在1951年率十六军进入朝鲜战场，执行抗美援朝任务。部队主要驻守西海岸，防范敌方登陆。他指挥防御作战，应对联合国军进攻。停战谈判期间，部队进行小规模攻击，如对美军步兵师的火力突袭，取得一定战果。但整体上未展开大规模行动，因1953年协定签订而结束作战。1954年冬，部队从朝鲜撤回国内。当时上级调查发现，他在军部组织多次舞会活动，邀请当地女翻译参与，导致纪律问题。他与女翻译发生不当关系，违反军内规定。组织决定撤销他军长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行政级别从正军降为准军级，将其调离前线。抵达南京后，他的关系安置在南京军区机关食堂，没有正式编制，无法领取薪资。生活来源依赖老家妻子寄来少量钱粮。她在家乡务农，照顾家庭，寄出有限物资。他走访多家部队单位，递交申请，希望获得新岗位。但各单位回复条件不符，无法安置。他联系老战友和部下，大多保持距离，避免接触。授衔时，他被定为大校，而非中将，这在军中成为特例。他接受这一决定，继续寻求机会。 困境中，尹先炳整理个人档案，向上级递交检讨书，承认在朝鲜期间放松要求，未严格管理，导致作风问题。这些活动最初为缓解压力，但逐步失控，影响集体。他列出事件经过，表达整改意愿。材料寄出后，几个月无回应。他的日子愈发艰难，日常开销勉强维持。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获悉情况，审阅检讨，注意到态度转变。罗荣桓与干部讨论，有人建议调往地方。罗荣桓坚持部队负责改造原则。他联系政治学院，提出任命尹先炳为院务部副部长。学院负责人最初反对，认为不合适。罗荣桓解释这是落实教育方针的具体实践。经过协调，他签发命令，确保任命落实。尹先炳由此获得新职务，结束漂泊状态。 进入政治学院后，尹先炳负责院务部后勤事务，处理校园设施和物资供应。他组织维修工作，确保学员环境正常。工作中注重节约，逐步适应角色。1956年，他被开除党籍，组织认定为蜕化分子。这一决定在全军公布，进一步影响其地位。但他继续在学院任职，履行职责。1958年，任物资保障部副部长，参与行政管理。1960年代，他恢复部分权限，贡献于后勤领域。直至晚年，他留在军内系统，处理保障任务。1983年，他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