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小伙6次入狱，坐牢13年，家人一次也没探望过，狱警在翻阅档案时发现不对劲，当

湖南小伙6次入狱，坐牢13年，家人一次也没探望过，狱警在翻阅档案时发现不对劲，当了解真相后顿时潸然泪下。 一个人连续六次走进监狱，放着外面的自由不要，非要待在高墙里，这事儿怎么想都透着古怪。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整整十三年，没有一个家人来看过他，就连信都没寄过一封，这样的情况在监狱里确实少见。 狱警肖金元第一次注意到刘坤这个名字，是在整理服刑人员档案的时候。 本来以为就是个普通的惯偷，毕竟档案里写着六次入狱都是因为盗窃，刑期最长的两年，最短的才几个月。 但翻着翻着就觉得不对劲，每次刑满释放的日期和下次被捕的时间都挨得特别近，有时候甚至只差半个月，像是故意在外面晃一圈就等着被抓回去。 刘坤老家在湖南芒县的贫困村，十岁那年父亲在工地出事没了，母亲很快改嫁，把他和两个姐弟分别送到不同的亲戚家。 他被安排到三叔家，可三婶总觉得他是累赘，堂兄妹也天天喊他“野孩子”。 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回家告诉三叔，得到的只是一句“你怎么不惹别人就惹你”。 这样的日子换谁都待不下去，更何况一个十岁的孩子。 十三岁那年冬天，他揣着兜里仅有的两块钱，走了两个小时山路想去城里找姐姐，结果走到半路就迷了路。 后来在株洲火车站遇到一群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跟着他们学会了扒窃。 第一次偷东西被抓的时候他才十六岁，警察问他家在哪里，父母是谁，他一句话都答不上来，最后因为盗窃被判了六个月。 本来想在监狱里至少能吃饱饭，没想到这一待就成了习惯。 在监狱里，他每天按时起床、吃饭、劳动，不用操心下一顿在哪里，也没人喊他“野孩子”。 管教偶尔会找他谈话，虽然大多是教育，但至少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刑满释放那天，他站在监狱门口，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突然不知道该去哪里。 身上没钱，没身份证，更没地方可去，在桥洞底下冻了三天后，他又一次伸出了手。 肖金元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隐情，于是开始找刘坤谈话。 一开始刘坤什么都不肯说，问急了就低着头说“出去也是饿死，还不如在这里待着”。 后来聊得多了，才慢慢知道他的经历。 肖金元心里不是滋味，决定帮他找找家人。 通过云南警方的协助，终于联系上了他的母亲和姐姐，这才知道母亲改嫁后就和孩子们断了联系，姐姐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只是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 去年秋天，刘坤的姐姐第一次来监狱看他，隔着玻璃，两个人哭了半个多小时。 姐姐告诉他，家里已经给他准备了房间，等他出去就一起生活。 刘坤低着头，眼泪掉在手上，这是他入狱十三年来第一次有人来看他。 现在他开始积极改造，还报了监狱里的电工班，想着出去后能找份正经工作。 其实像刘坤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很多流浪少年因为缺乏家庭关爱，早早走上犯罪道路，最后把监狱当成了唯一的归宿。 这些孩子大多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家庭破裂，寄人篱下或者四处流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时染上了恶习。 他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谋生技能，更没有安全感，监狱虽然限制自由，却能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监狱本该是惩罚犯罪的地方，却成了某些人寻求庇护的“避风港”，这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失。 现在很多地方的流浪儿童救助站，大多只负责短期安置，缺乏长期的跟踪帮扶，孩子们出了救助站还是会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 而且对于这些有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社会往往戴着有色眼镜，他们想找份工作比登天还难，最后只能重操旧业。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监狱的改造，还需要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父母既然生下孩子，就该承担起抚养的责任，不能说走就走。 社区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及时发现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帮助。 政府部门也该出台更多政策，给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提供就业培训和心理辅导，让他们有机会重新融入社会。 刘坤的案子让很多人开始反思，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对这些边缘少年太苛刻了。 他们犯了错，确实该受到惩罚，但惩罚不是目的，让他们改过自新才是关键。 如果能在他们第一次犯错时就拉一把，而不是把他们推向更深的深渊，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把监狱当成最后的归宿。 现在刘坤还有半年就要刑满释放了，姐姐已经给他联系好了一家汽修厂，准备让他学门手艺。 希望这次他能真正告别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也希望社会能多给这些曾经犯过错的孩子一些机会，毕竟每个人都值得被原谅，每个人都该有重新开始的权利。 如此看来，要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多关注身边需要帮助的孩子，多给他们一点关爱，也许就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毕竟，没有人生来就想犯罪，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缺少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