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蒋经国闹肚子，忍不住了，还没下车就拉了一裤裆，车里的司机和副官闻到了一股怪味，都猜出发生了什么，但没人敢吭声，也没有人敢开窗户。所有人憋了一路，一直忍到了下车。 1987 年秋，湖口基地的风裹着凉意，蒋经国坐在轮椅上，手指攥不住膝上的文件。 侍从想帮他扶正，却见他手臂微微颤抖，额角渗出细汗，呼吸也有些急促。 没人敢多问，只默默推他到避风处 —— 这种莫名的不适，早成了常态。 彼时没人料到，一年后，这具被病痛反复折磨的躯体，会彻底垮掉。 他的病，根源早在出生时就埋下 —— 从生母毛福梅那里继承了糖尿病基因。可他对这先天隐患毫无敬畏，反而生出对医学的傲慢自信，认为花钱能买健康。 回溯多年前，医官程寿山第一次查出他有糖尿病时，曾反复叮嘱控糖。 他却笑着摆手，说出那句后来常被提起的话：“治病是你们的事，吃什么是我的事。” 从那时起，他的健康就成了欲望与医学的角力场，而他始终偏向前者。 早餐要吃涂满黄油的吐司，配两大勺果酱，午餐必点汉堡，晚餐后还要吃冰激凌。 哪怕血糖值飙到正常人的四倍，他仍不愿忌口，只靠胰岛素暂时压制。 “先吃了再说，不舒服再打针。” 他常这样跟厨娘说，像个任性的孩子。 麻烦最早出在眼睛上，高血糖导致血管破裂，一只眼睛视力急剧下降。 为保住眼球，医生建议用 “美国仙丹” 类固醇消炎，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类固醇确实稳住了眼疾，却悄悄摧毁了他的肠胃功能，便秘成了新折磨。 起初是三天排不出便，后来发展到一周，腹部胀痛让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医生只能开强效泻药，可糖尿病早已让他直肠神经麻木，泻药一起效就失控。 有次外出，车还没到目的地，排泄物就顺着裤腿渗出来，恶臭很快弥漫车厢。 司机握着方向盘，脸色发青，副官坐在后排，大气不敢喘，没人敢开窗透气。 他坐在后座，双手紧紧抓着扶手，平日里的威严，全被生理本能冲得无影无踪。 可即便如此，只要腹痛稍缓，他又会忘了教训。深夜常摇醒厨娘，要吃高糖点心。 “胃里空得慌，吃点甜的才舒服。” 他说这话时，完全没在意医官的劝阻。 饮食不忌、用药不当，加上先天基因，三重因素叠加，身体彻底亮了红灯。 1987 年底，五脏六腑功能开始衰退，连走路都要扶墙，已无逆转可能。 程寿山带着专家会诊，查完后私下叹气：“现在这样，神仙来了也没用。” 消息没敢告诉他，只悄悄增加了医疗小组的人手，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1988 年 1 月 13 日清晨，台北七海官邸，贴身侍卫翁元走进卧室时，心猛地一沉。 蒋经国瘫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见他进来，虚弱地说：“我全身都不舒服。” 翁元赶紧通知医疗小组，姜必宁医生赶来，给她注射了营养剂，暂时缓解了疼痛。 那天上午，他还想挣扎着坐起来，说想去庭院透透气，刚撑起身就疼得倒回去。 他还念叨着要见儿子蒋孝文，可没等蒋孝文赶到，病情就急转直下。 下午 12 点 50 分，他突然大口吐血，暗红色的血顺着嘴角往下流，七窍也开始渗血。 姜必宁带着医生急救，按压胸部、注射药剂，可生命体征还是一点点往下掉。 下午 1 点 55 分，仪器上的心跳曲线变成一条直线。 他去世后，程寿山整理医疗记录时，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血糖数据和用药清单，忍不住摇头。 翁元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那天湖口基地的风，和他最后时刻的呼吸一样，都透着无力。 厨娘也记得，他最后一次要甜食是去世前一周，夜里要了块巧克力蛋糕，只吃了两口。 没人再提他当年 “分工论” 的傲慢，只记得那个被病痛折磨，却始终管不住嘴的老人。 往后多年，程寿山不再参与高层医疗工作，专注于糖尿病防治研究，常告诫患者控糖。 翁元退休后，很少提起在官邸的日子，只是偶尔跟人说，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而蒋经国的故事，也成了医界常提起的案例 —— 再先进的医疗，也敌不过对欲望的放纵。 信息来源：蒋经国最后的一天,王丰，翁元（口述）, 党建文汇(上半月),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