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寒冬，云南易门县的一间阴暗牢房里，潮湿的墙壁渗着水珠，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血腥的味道，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声划破死寂。被粗麻绳死死绑在刑架上的孙兰英 单薄的蓝布褂子早被血污浸透，冻得发紫的手腕被麻绳勒出深可见骨的血痕，可她紧咬的牙关愣是没松过半分，连呻吟都带着一股子硬气。敌人刚用烙铁烫过她的肩头，焦糊的气味混着潮气往鼻腔里钻，她却只是抬起布满血丝的眼，冷冷扫向对面面目狰狞的审讯官，干裂的嘴唇扯出一丝轻蔑的笑。 没人知道，这个看着不过二十出头的姑娘，已经在滇中大地的地下战线摸爬滚打了整整三年。她本是易门县一户普通农家的女儿，十五岁那年，在县城求学的表哥偷偷给她塞了本进步小册子，册子上的字她认不全，可“为穷苦人翻身”的道理，却像种子一样落进了心里。后来县城来了地下党同志，她瞅着那些人冒着风险给百姓分粮、讲革命道理，二话不说就主动凑上去帮忙，先是帮着传递消息、印刷传单，十七岁那年，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入了党，成了易门县地下党组织里最年轻的联络员。 她的本事是在实打实的斗争里练出来的。那时候滇中地区的反动势力盘根错节，乡绅和伪保长勾连在一起，对地下党严防死守。孙兰英就扮成走街串巷的货郎，挑着担子走村串户，把传单藏在货筐的夹层里，把情报缝在衣角的衬布中。有一回她去山区送密信，半路遇上伪乡丁盘查，她急中生智，把密信混进给老乡带的草药包里，还笑着跟乡丁说“是给山里老娘治咳嗽的”，愣是凭着那份镇定和机灵蒙混过关。也正是这份能力，让她很快成了组织里的骨干，负责联络周边几个县的地下武装，筹备武装起义的前期工作。 这次被捕，是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起义筹备的关键阶段，那个被她当作亲弟弟看待的联络员，在敌人的糖衣炮弹下泄了密。她是在去和武装小队接头的路上被围的，突围时腿上挨了一枪，没跑多远就被按在了地上。敌人原以为抓了个年轻姑娘，随便吓唬几下就能撬开嘴，可他们没料到，这姑娘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审讯室里的酷刑换了一轮又一轮，老虎凳压断了她的腿，竹签钉进了她的指甲缝，可她从始至终没吐露半个字的机密。敌人急了，把叛徒拉到她面前，想让叛徒劝降。看着那张曾经熟悉的脸，孙兰英眼里的轻蔑变成了刺骨的冷，她啐了一口血沫，哑着嗓子骂道：“你这软骨头，不配提‘革命’两个字！”叛徒被骂得面红耳赤，低着头不敢看她。敌人见劝降不成，又拿她的家人威胁，说要是不招供，就把她远在乡下的父母抓来。孙兰英的心猛地揪紧，可她转念一想，要是自己松了口，不仅起义计划会泡汤，更多战友和群众会遭殃，父母知道了，也绝不会原谅她的妥协。她深吸一口气，抬头对着审讯官喊：“要杀要剐随便你们，想从我嘴里套话，做梦！” 牢房里的寒气越来越重，她的意识开始模糊，可脑子里还清楚地记着组织交给她的任务，记着和战友们约定的起义时间，记着穷苦百姓期盼解放的眼神。她知道自己可能撑不到天亮了，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刑架的木头上，用指甲刻下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党”字。那字迹很浅，却像一道光，刺破了牢房的黑暗。 那个寒冬，孙兰英最终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没等到起义成功的那一天。可她用生命守住的机密，让后续的武装起义得以顺利开展，滇中大地很快燃起了解放的烽火。很多年后，易门县的百姓还会说起那个宁死不屈的孙姑娘，说她的骨头，比滇中的山还硬。 我们总说革命先烈的气节可贵，可这份可贵，从来不是凭空来的。它是对信仰的绝对忠诚，是对百姓的深切牵挂，是在生死抉择面前，毫不犹豫选择舍己为公的担当。那些嘲笑先烈“傻”的人，永远不懂这份“傻”里，藏着怎样的家国大义和人间情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