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0年，被折磨到体无完肤的萧明华，听闻敌人要枪毙自己。突然，抬头说：“我可以招，但我要见哥哥一面！”见完面，接下来的事却让敌人悔不当初。 1950年的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审讯室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霉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角落，萧明华已经被关押并遭受酷刑折磨了很久。 敌人使出了浑身解数，用尽了包括老虎凳、鞭打在内的各种非人刑罚，甚至整整五天五夜不允许她闭眼，在特务们看来，哪怕是铁打的汉子也该崩溃了，何况是一个出身江南水乡的年轻女教师？ 然而，让他们意外的是，这个女子虽然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却像一座沉默的雕塑，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始终没吐出一个字的秘密。 就在行刑人员失去耐心，准备直接签字将其枪决的当口，萧明华那早已干裂的嘴唇动了，她突然抬头，用极其微弱但坚定的声音抛出了一个“诱饵”：“我可以招供，但我有个条件，我要见我在台湾的哥哥最后一面。” 这句话像是一针兴奋剂，让这群原本已经放弃审讯的特务们瞬间来了精神，他们以为是连续不眠不休的酷刑终于击碎了她的的心理防线，在死亡恐惧面前，她终究还是是个想念亲人的普通女人。 哪怕只换来片刻的喘息，特务们也觉得自己赢了，于是那个蓄着络腮胡的头目几乎没有犹豫，批准了这个“临终请求”，紧急找来了那位同样满面憔悴的中年“哥哥”。 审讯室上演了一场看似感人至深的生离死别，萧明华含着泪扑进那个男人的怀里，甚至带着哭腔一遍遍念叨着“对不起，连累你了”。 特务们就在旁边死死盯着，试图从这痛哭流涕的兄妹对话里捕捉到什么组织名单或潜伏据点，可他们哪里听得懂，这每一次拥抱的力度和不经意的停顿都是最高级别的情报传递。 在这个多小时的“亲情会见”里，萧明华不仅完成了与组织的最后诀别，更将尚未送出的关键信息通过这种极为隐秘的方式转移了出去。 当那位“哥哥”步履沉重地离开，特务们以为马上就能拿到口供时，面对他们的却是萧明华脸上嘲讽的冷笑和再次封死的嘴唇。 此时，暴怒的敌人才明白自己彻底中计了，所谓的“软弱”不过是缓兵之计，但一切为时已晚，情报已随着那个背影消失在黑夜中。 这些硬骨头不是天生的，是经过岁月和信仰的磨练才变得这么坚强，早在1922年的浙江嘉兴，那时的萧明华还是个在父母兄姐呵护下长大的乖巧幼女。 她自幼便展露出异于常人的聪慧，大概在八岁那年，一位姓周的先生来家里做客，只一眼便断言这个心智出众的孩子日后定能成“大器”。 那时的家人大概想不到，这位先生口中的“大器”，并非荣华富贵，而是要走上一条从戎救国的荆棘之路。 从抗战时期随着家人一路逃难到重庆，在战火纷飞中坚持求学，从小学一路考入著名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这个看似普通的师范女生体内，早已埋下了坚韧的种子。 真正的命运转折发生在北平，在那里，萧明华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导师——朱芳春教授，这位表面上学识渊博的艺术史专家，实则是共产党地下战线的引路人。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原本只醉心于书本的萧明华，被彻底点燃了救国救民的热血，1947年，她在朱教授的引荐下秘密宣誓入党，那个原本只会拿粉笔的温柔女学生，正式转身成为了一名在此后惊心动魄的谍战中游走的战士。 1948年，随着时局巨变，为了配合海峡彼岸的工作需要，因为精通闽南方言且具备优秀的教育背景，萧明华接到了一个极为凶险的任务：潜伏台湾，为了掩护身份，组织更是巧妙安排她与老战友朱芳春假扮夫妻，以台大教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 那段日子里，她在白天是那个穿着旗袍、温文尔雅深受学生爱戴的知性女教师；而到了夜晚，她便是穿梭在黑暗中收集国民党败退布防图的情报员。 即便到了1949年，当国民党大举败退台湾，岛内针对地下党的搜捕力度空前加大，组织考虑到她的安危多次命令她撤离，萧明华却固执地拒绝了，因为她知道，眼下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情报最有价值的时刻。 直到1950年初那场突如其来的凌晨抓捕，彻底撕碎了平静的表象，当特务撞破房门时，萧明华没有慌乱挣扎。 她从容地要求换一身衣服，看似爱美之举，实则是趁机走到窗边，将那件平时作为暗号的旗袍挂了出去，借助风的吹拂，向远处的同志发出了最后的示警信号，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脑海里盘算的，依然是如何保护战友，如何保全组织。 11月8日的清晨，28岁的萧明华整理好仪容，在这片她曾寄予解放厚望的土地上走向刑场，在这个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临死前还要戏耍敌人一把的女英雄眼中，死亡并不可怕，正如她曾留下的那句话：“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祖国和人民能够真正解放！” 参考：人民日报七封家书,致敬隐蔽战线沉默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