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汉奸头子张百奎被枪毙，但行刑人员却没把他打死，围观群众见状，纷纷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子，自发将他“凌迟处死”！ 1917年，河北巨鹿县东张庄村的农民家里，张百奎出生了，小名叫小歪。 清末民初的冀南乡村，土地贫瘠与兵灾连年像两条绳索勒着百姓的脖子；这个瘦小的男孩在田埂上追逐打闹时，手里总攥着半截生锈的铁犁片——后来这成了他欺压乡邻的“武器”。 没人料到这个偷鸡摸狗的“歪小子”会在二十年后成为巨鹿百姓的噩梦，早期在国民党巡警队练就的“看人下菜碟”的本事，为他后来的投机钻营埋下了伏笔。 1938年，当八路军将县保安队改编为游击队时，他盯着队长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咽了咽口水；三个月后，日军的卡车开进县城，他第一个把游击队的布防图铺在了日军小队长的办公桌上。 他发现施暴能带来权力——从抢牛夺粮到随意杀人，每一次突破底线都让他在日军那里获得更多信任；他试探着用不同方式折磨抗日军民，从苇箔卷人到军犬撕咬，残忍程度成了他晋升的阶梯。 最令人齿冷的转折发生在1943年，原保安大队长被处决后，他在“鬼王台”杀人场用活人给手下“练刀法”，据说那天县城飘着细雨，血水顺着青石板缝流进护城河，三天未散。 并非所有汉奸都如此嗜杀——当时巨鹿另一名维持会成员暗中给抗日队伍送药，最终被日军处决；这两种选择像一面镜子，照见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不同走向。 张百奎的残暴本质上是权力异化的产物：日军需要代理人维持统治，他需要通过施暴巩固地位，二者形成的共生关系将整个巨鹿拖入人间地狱；或许在他看来，每多杀一个“抗日分子”，自己离“安全”就更近一步。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带着手下在大韩寨往卤水缸里塞人，听到枪响的瞬间，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竟吓得瘫坐在地。 他连夜用金条买通国民党军官，在天津、石家庄的租界里当起“商人”，脸上烫满麻子伪装成难民，却总在深夜被“鬼王台”的哭喊声惊醒。 1951年上海城隍庙附近的杂货铺里，当公安人员掀开他床板下的勃朗宁手枪时，这个逃亡五年的汉奸突然笑了——那笑声里有恐惧，有不甘，或许还有一丝如释重负。 公判大会那天，万人广场上的口号声震碎了冬日的寒雾，当第一声枪响过后，人群中爆发出的不是欢呼，而是压抑多年的呜咽。 老百姓用小刀划开他皮肉的瞬间，不是出于野蛮，而是想用最原始的方式，为被烧死的亲人、被军犬咬死的乡邻讨一个迟来的公道。 这把火——从苇箔卷着的老妇到锁进小屋的百姓——最终烧到了他自己身上；那些被他扔进卤水缸的生命，化作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巨鹿县城的老槐树还在，树下偶尔有老人指着斑驳的树皮说“这是当年张百奎绑人的地方”，孩子们听不懂，却记住了“当汉奸会被钉在树上”的告诫。 历史从不沉默，它只是用时间作墨，把每一笔罪恶都刻在民族的记忆里——你说，那些在“鬼王台”倒下的身影，会不会正看着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