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武宣，一初三男生离开教室去做操，手机放在课桌里。因学校禁带手机，两个同学假装肚子疼留在教室，算准男生不敢声张，于是拿走手机，趁着下课溜出校门，用手机换了200块钱去挥霍。男生发现后，不敢报告老师，独自陷入绝望，最终从宿舍五楼一跃而下。事后，两个同学将手机赎回，主动去警方投案自首，虽被处10日拘留，但因年纪不满16岁，未执行拘留。而学校主动向家属赔偿了15万元。家属不甘心，将偷手机的两名同学及其家长告上法庭，索赔60余万。法院这样判决。 据悉，莫某是某中学的初中生，拥有一部vivo牌手机，虽然学校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教学区域，但这一规定并未能完全阻止莫某带手机进校园。 2025年3月27日，莫某将手机带入学校，将其存放在自己教室课桌的抽屉里，这天上午，学校按计划组织全体学生进行大课间体育活动，莫某去参加了活动。 然而，同班同学廖某和覃某，连同另外两名同学，并未遵守纪律前往操场，而是选择逗留在空无一人的教室。 廖某和覃某在教室里发现了莫某的手机，他们商议后认为，由于学校明令禁止学生带手机，即便莫某发现手机失窃，也很可能因为惧怕违反校规被处罚而不敢向老师报告。 廖某和覃某利用校规漏洞和同学莫某的心理弱点的算计，促使他们决定偷偷拿走莫某的手机。 随后，廖某和覃某在一节课后，以某种借口向班主任请假离开了校园，拿着这部手机以200元的价格被卖给了校外人员，廖某与覃某各分得100元。 完成交易后，廖某与覃某用这笔钱在校外一家奶茶店消费。 大课间活动结束后，莫某回到了教室，当他发现手机不翼而飞时，内心的恐慌与无助可想而知。 正如廖某和覃某所“预料”的那样，莫某在第一时间没有选择向老师或学校管理者报告此事。 在随后的时间里，莫某不能正确对待这一突发事件，心理产生了巨大落差，情绪陷入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并最终萌生了轻 生的念头。 上午放学后，莫某无法再控制自己，他回到了所居住的宿舍楼，径直走向五楼，随后纵身跃下。 学校方面在发现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启动了应急程序，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 救护车迅速赶到现场，并将莫某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遗憾的是，当天下午14时20分左右，医院宣布莫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件发生后，在各方压力下，廖某和覃某设法赎回了已被卖出的手机，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陈述了盗窃手机并售卖的事实。 2025年3月28日，警方依法对廖某、覃某作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并追缴了被盗的手机，但因二人年龄均未满十六周岁，该行政拘留处罚依法不予执行。 与此同时，莫某家属与学校方面进行了协商，并最终达成了一份赔偿协议，学校依据该协议，向莫某家属支付了15万元的赔偿款。 在获得学校赔偿后，莫某的家属认为廖某、覃某及其监护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于是，家属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廖某、覃某以及其父母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60余万元。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指出，廖某和覃某在课间趁教室无人之际，将莫某放置于课桌内的手机秘密窃取，并随后出售牟利，该行为构成盗窃，具有违法性，且主观上存在恶意。 莫某系一名初三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心理承受与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脆弱。 正是因为廖某和覃某偷走莫某的手机，可能造成了莫某的心理造成信任崩塌、感到被欺 辱和孤立无援等多重打击，继而引发莫某情绪崩溃并产生轻生念头。 若无手机被盗事件，在案发当日，莫某跳楼身亡的悲剧通常不会发生。 法院认为，廖某和覃某的盗窃行为是引发后续损害链条的起始原因，二者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联系。 不过，《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法院进一步指出，莫某在手机失窃后，未向老师、家长或学校任何管理人员报告求助，而是独自承受压力，引发负面情绪不断积累并最终失控，其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情绪负有最基本的注意义务。 莫某面对财产损失，选择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应对，莫某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负主要责任。 基于此，法院酌定，廖某、覃某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对莫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20% 的赔偿责任。 经过核算，莫某死亡给其家属造成的各项物质损失总额为875,144元。 最终，法院判决廖某、覃某的父母应赔偿的金额为175,028.80元，另外支持1万元精神抚慰金，合计185,028.80元。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