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地下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重庆在1949年进入动荡期，解放军推进迅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军统局控制的白公馆监狱位于歌乐山脚下，用来关押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那里条件恶劣，囚犯饱受折磨，杨钦典作为看守人员，日常负责监视和执行命令。他来自河南农村，早年加入国民党部队，后调入军统系统。罗广斌则是重庆本地人，年轻时参与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组织，负责联络任务。1948年因报纸事件被捕，先关在渣滓洞，后转白公馆。狱中党组织秘密活动，杨进兴是另一看守，执行力强，参与多项镇压行动。李育生担任杂工，接触看守较多。 国民党高层见大势已去，毛人凤发出指示，要求彻底消灭关押人员，避免情报外泄。白公馆和渣滓洞成为重点，特务们接到命令后行动迅速。杨钦典曾参与处决杨虎城将军和小萝卜头宋振中，后者年仅8岁，这件事成为他履历的一部分。罗广斌在狱中组织学习，传递信息，尝试策反看守。杨进兴嗜好执行命令，多次指挥转移囚犯。狱中环境封闭，党组织通过小动作维持联系。李育生偶尔帮忙传递消息，但保持低调。 11月27日屠杀开始，从下午持续到深夜，白公馆已处理三百多人。剩下19名地下党员集中在地下室，包括罗广斌等人。渣滓洞人手不足，向白公馆借调，大部分看守离开，只剩杨钦典和杨进兴。杨进兴推脱任务，离开现场，杨钦典独自面对。罗广斌抓住机会，进行劝导，其他党员附和。杨钦典犹豫后，选择打开牢门。19人趁夜脱险，分散隐藏。 解放军进入重庆后，局势稳定。罗广斌找到杨钦典，带他前往公安局自首。19名幸存者联名证明，杨钦典在关键时刻放行他们。审查确认事实后，当局发放路费，杨钦典返回河南老家。罗广斌继续工作，记录狱中经历。事件反映出国民党末期内部动摇，杨钦典的举动源于形势压力。 白公馆事件源于国民党情报系统，军统局成立于1938年，重庆成为其基地。杨钦典1918年生，贫困出身，1942年入白公馆，升为班长。罗广斌1924年生，1947年入党，狱中领导党支部。杨进兴河南人，1940年代加入军统，负责武器。李育生杂工身份，协助分发食物。屠杀命令下达时，特务们分批行动，白公馆优先处理。 策反工作从1949年初启动，陈然先接触杨钦典，利用同乡关系。陈然河北人，杨钦典河南人，共同话题多。罗广斌接手后，继续推进。杨进兴逃跑后，杨钦典面对压力。19人脱险后，部分加入解放工作。杨钦典自首过程顺利，获释无追究。 历史记载显示，杨钦典返回老家务农，至2007年去世，享年89岁。罗广斌整理狱中材料，影响后世。白公馆如今为纪念馆，保存档案。事件中，杨钦典的角色复杂，曾执行多项命令，包括处决宋振中。 狱中党组织制定越狱计划，罗广斌参与执行。杨钦典的放行成为关键，转折源于多方努力。解放后，重庆重建，幸存者贡献力量。杨进兴下落不明，推测逃匿。李育生继续生活。 国民党在重庆的抵抗到11月底结束，军统特务四散。白公馆屠杀幸存者19人，人数确切，包括多名党员。罗广斌的记录详实，流传广泛。杨钦典的举动虽救人，但其过去行为记录在案。 事件启示在于形势变化下的人性选择，杨钦典从执行者转为放行者。历史档案中，杨钦典的供词保存完整。罗广斌的努力凸显党组织作用。白公馆位置偏僻，便于控制。 渣滓洞与白公馆相连，屠杀同步进行。借调看守导致白公馆空虚，杨进兴利用时机离开。杨钦典独自处理时，听到劝说后行动。19人脱险路径通过山林，避免追踪。 自首后，杨钦典接受询问，详述过程。联名信起决定作用，当局政策宽大。路费发放标志结束，杨钦典乘车北上。河南老家恢复平静，他融入农村。 白公馆事件作为国民党罪行的一部分，记录在党史资料中。杨钦典的生平显示普通士兵的轨迹，从加入部队到军统看守。罗广斌的背景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 杨进兴的逃跑典型于末期混乱，许多特务选择隐匿。李育生的角色辅助，体现底层人员的处境。屠杀规模巨大，白公馆数百人遇难。 罗广斌等脱险后，迅速联系组织，参与接收工作。杨钦典的放行虽有限，但保全了19条生命。历史评价中，杨钦典不被视为英雄，仅为形势所迫。 这段历史提醒人们战争末期的残酷，杨钦典的经历普通却关键。白公馆如今教育基地，吸引参观者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