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敌人公布的档案中找到的一张照片，镜头中的青年叫罗天贺，此时已被判死刑，即将踏上刑场，但仍从容自若，大义凛然。 指尖抚过这张泛黄的老照片，边角被岁月磨得发毛，甚至泛着淡淡的霉斑，却依旧清晰定格了一个23岁青年最挺拔的模样——罗天贺身着洗得发白、打着两处补丁的粗布衣衫，领口被麻绳勒出浅浅的红痕，双手被粗糙的麻绳反绑在身后，手腕处早已磨得破皮，却不见半分挣扎的痕迹。他脖颈挺直，没有临刑前的佝偻畏缩，眉眼舒展，眼神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嘴角甚至凝着一丝淡淡的坚毅，没有对死亡的惶恐，没有对命运的抱怨，唯有穿透镜头的一身正气，让每一个凝视照片的人，心头都忍不住一沉，再一热。没人知道，这张被敌人当作“震慑革命者”、刊登在反动报刊上的照片，最终没能吓退正义的脚步，反倒成了镌刻英雄风骨的不朽丰碑，照片背后，是一个青年用单薄的肩膀扛起家国大义，用滚烫的热血诠释信仰忠诚的悲壮往事。 罗天贺是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北神南村人，1929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早早就尝遍了战乱与饥饿的滋味。他的父亲罗老根，是村里最早加入共产党的党员，常年背着药箱，以走街串巷行医为掩护，秘密为八路军传递情报、接送伤员。罗天贺12岁那年，日军特务盯上了罗老根，将他抓捕后严刑拷打了三天三夜，逼他交出革命者名单，罗老根宁死不从，最终被活活打死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临终前，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拉着罗天贺的手，指甲几乎嵌进孩子的掌心：“做人要站得正、行得端，要为穷苦人撑腰，要为咱们中国拼一把。”这句话，像一粒火种，在罗天贺心底扎了根，也成了他此后一生的执念。1947年，18岁的罗天贺瞒着家中老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化身地下工作者“阿贺”，潜伏在保定城内，负责联络革命同志、传递军事情报，配合晋察冀野战军开展敌后斗争，那一年，他还没来得及给自己挣一件新衣裳。 彼时的保定，被国民党反动派牢牢攥在手里，街头巷尾遍布特务暗哨，电线杆上贴满了“抓捕共党”的告示，空气里都飘着紧张的气息，稍有不慎，就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罗天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乡下青年，这份“不起眼”，成了他最好的伪装。他推着一辆破旧的独轮车，做起了货郎，车斗里装着针头线脑、胭脂香粉、小剪刀，还有藏在车轴夹层里的密信与暗号本。每天天不亮，他就推着车出门，沿街叫卖：“针头线脑、胭脂香粉嘞——便宜卖喽——”那声吆喝，时而悠长，时而短促，既是货郎的叫卖声，也是给隐蔽同志的暗号，一声吆喝，便知平安与否；两声停顿，便懂有情报要交接。 战友们后来回忆，罗天贺话不多，性子却格外执拗靠谱，话少却句句算数，做事从不拖泥带水。每次传递情报，无论刮风下雨、路途遥远，他从未出过一次差错；有好几次，他为了掩护战友转移，故意把特务引向自己，在保定的大街小巷里奔逃周旋，身上被石子划破、被棍棒打伤，渗出血迹，也始终没有回头，更没有泄露半个字。有一年冬天，保定下了罕见的大雪，路面结冰难行，罗天贺为了按时交接一份紧急情报，推着独轮车在雪地里走了几十里路，双脚冻得失去知觉，鞋底子磨破了，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发紫流脓，他却只是把情报紧紧揣在怀里，用身体捂着，生怕被雪打湿，直到顺利交到战友手里，才一头栽倒在雪地里，被战友抬回去救治。 没人能想到，这样一位在刀尖上行走的革命者，最终没能躲过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1952年，一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被识破，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下，终究没能扛住，供出了罗天贺的联络地点与化名。那天清晨，保定城裹在淡淡的晨雾里，街头的早点摊刚冒出热气，罗天贺刚在城隍庙墙角交接完情报，把密信藏进车轴夹层，大批特务就从巷口涌了过来，黑黢黢的枪口对准了他。他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旦反抗，枪声会惊动周边的隐蔽同志，一旦逃跑，特务会顺着痕迹追查，连累更多乡亲与战友。于是，他平静地停下脚步，缓缓伸出双手，任由特务用麻绳捆绑，眼神里没有慌乱，只有一丝淡淡的惋惜，惋惜自己没能再多传递一份情报，没能再多护战友一程。 被捕后的日子，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地狱。敌人把他关押在保定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里，阴暗潮湿，不见天日，审讯室里的烙铁、竹签、辣椒水，日复一日地落在他的身上。竹签扎进指尖时，钻心的疼痛顺着骨头缝往心里钻，他的指关节攥得发白，冷汗浸透了粗布衣衫，嘴角咬出了血泡，甚至咬碎了牙，也始终没哼一声；烙铁烫在脊背时，滋滋的声响伴随着焦糊味弥漫在审讯室里，皮肤瞬间起泡、溃烂，他浑身抽搐，却依旧挺直脊梁，不肯低头；敌人灌他辣椒水，辛辣的液体灼烧着他的喉咙与肠胃，他呕吐不止，虚弱得连坐都坐不稳，却依旧眼神坚定，不肯松口。 敌人起初以为，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年纪轻轻，经不起这般酷刑，只要再加把劲，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