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30岁，他被塞进烧红的铁皮桶，皮肤烫得滋滋作响，敌人的烙铁还在往肉里按——可哪怕惨叫震碎了审讯室，牟永大硬是咬紧牙关，半个字的秘密都没吐！这不是小说里的夸张桥段，而是记载在地方党史资料里的真实场景，一个普通人在极致酷刑前，用血肉之躯扛住了信仰的重量。 没人知道，这个在酷刑面前宁死不屈的硬汉，原本只是山东掖县（今莱州）一个普通的庄稼汉。1910年出生的牟永大，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却从没丢过庄稼人的耿直与仗义。 1937年日军侵占山东后，家乡的田地被日军肆意践踏，乡亲们被抓去做劳工，他亲眼看见同村的大叔因为反抗，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田埂上。那一天，牟永大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往下流——他心里清楚，光靠隐忍换不来安宁，只有站起来反抗，才能保住家园。 1938年，牟永大瞒着家人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成为一名地下交通员。他的任务是传递情报、护送干部、筹集物资，每一次行动都像在刀尖上跳舞。为了不暴露身份，他白天还是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晚上就趁着夜色穿梭在各个联络点之间。 有一次，他要护送两名干部穿过日军的封锁线，为了避开岗哨，他带着人在野地里爬了一夜，身上被荆棘划得满是伤口，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踩在冰冷的石子路上，硬生生走出了二十多里路。 因为做事沉稳、胆子大，牟永大很快成为游击队的骨干，负责保管重要情报和联络暗号。他把情报藏在发髻里、鞋底里，甚至是晒干的红薯干里，每次传递都小心翼翼，从未出过差错。 1942年，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游击队的活动变得异常艰难。牟永大主动请缨，留在敌占区坚持斗争，组织群众破坏日军的交通线、烧毁日军的粮仓，成为日军眼中的“眼中钉、肉中刺”。 被捕的那天，天刚蒙蒙亮。日军得到叛徒的告密，包围了牟永大藏身的农户家。他本有农户家。他本有机会突围，可当时农户家的孩子还在屋里熟睡，为了不连累无辜，他放弃了逃跑，徒手与日军搏斗，打倒了两名日军后，终因寡不敌众被制服。日军把他押到审讯室，一开始还假惺惺地劝降，许诺给他高官厚禄，让他交出游击队的联络名单和活动计划。 牟永大只是冷笑，吐出两个字：“做梦！” 劝降不成，日军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先是用皮鞭抽打，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接着又用辣椒水灌他，辛辣的液体呛得他撕心裂肺，可他还是一声不吭。日军见他硬气，便搬出了更残忍的刑具——烧红的铁皮桶。 当他被强行塞进桶里时，高温瞬间灼烧着他的皮肤，发出滋滋的声响，一股焦糊味弥漫在审讯室里。牟永大疼得浑身抽搐，惨叫声震得屋顶的瓦片都在颤抖，可他的牙齿咬得死死的，哪怕嘴唇被咬破，鲜血直流，也没泄露半个字。 日军还不死心，又拿来烙铁，烧得通红的烙铁狠狠按在他的胸口、手臂上，皮肉瞬间起泡、脱落。每一次按压，都伴随着牟永大的剧痛惨叫，可他始终瞪着眼睛，骂着日军的暴行。审讯室里的日军被他的骨气震慑，有的甚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有个翻译官忍不住劝他：“你就招了吧，这样下去迟早会死的。”牟永大喘着粗气，艰难地说：“我是中国人，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你们这些侵略者，迟早会被赶出去的！” 就这样，牟永大在日军的酷刑下坚守了三天三夜。他的身体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皮肤大面积烧伤，骨头被打断，可他始终没有屈服。1942年11月，日军见从他口中得不到任何信息，决定将他处决。刑场上，牟永大被绑在柱子上，虽然浑身是伤，却依旧挺直了脊梁。面对日军的枪口，他高声喊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起，32岁的牟永大倒在了血泊中，可他的眼神依旧坚定，仿佛在注视着胜利的曙光。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信仰，守护了战友的安全。当地的乡亲们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都悲痛不已。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村后的山坡上，每年清明都会去祭拜。 根据掖县党史资料记载，牟永大牺牲后，他守护的情报成功送达游击队手中，帮助游击队避开了日军的围剿，保存了有生力量。他的事迹被一代代流传下来，成为当地军民抗日的精神动力。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像牟永大这样的普通人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敌的长城。 他们的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对家国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他们用生命证明，普通人也能拥有震撼山河的骨气，也能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一切。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可牟永大们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他们的骨气，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坚守初心、勇往直前。铭记他们的事迹，传承他们的精神，是我们对英烈最好的告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