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专家分析：中日关系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日本不是为了台湾地区，也不是为了跟中国开战，而是想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公开宣称“台湾事务即是日本事务”，甚至暗示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干预台海局势。 这一言论迅速引发中方强烈反制，包括旅游警示、留学预警以及经济措施的逐步升级。 表面上看，这场外交风暴源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但若深入剖析东京的战略动机，会发现其真正目标并非单纯针对台湾或与中国军事对抗，而是试图通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彻底摆脱“战败国”标签，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 日本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追求可追溯至冷战结束初期，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约束下长期奉行“专守防卫”，但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经济停滞和亚洲格局变化，日本政界逐渐将“国家正常化”视为核心目标。 这一概念实则为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尤其是修改宪法第九条、获得集体自卫权、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等权利。 美国学者指出，日本右翼势力常将否认侵略历史与弘扬“民族精神”捆绑，以此推动“脱离战后体制”。 例如，安倍晋三在任期间多次强调“让日本人对历史与文化充满骄傲”，其核心便是通过重塑国家认同，为军事松绑铺路。 高市早苗作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其涉台言论绝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长期战略的延续：通过主动制造地区紧张，倒逼国内外接受其军事扩张的“合理性”。 日本推进“正常国家”议程的背后，离不开美国的默许甚至支持，冷战时期，美国为对抗苏联，逐步放松对日本军事限制，近年来，为推行“印太战略”，美国更将日本视为遏制中国的马前卒。 2024年，美日对《日美安保条约》实施“60余年最大规模升级”。 同盟关系从“美主日从”的防御体系，转变为“攻守兼备”的军事协同模式，这使日本自卫队得以获取更多进攻性权限。 美国向日本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协助改造航母等行为，进一步助长了东京的野心。 然而，这种纵容实则为双刃剑：日本一方面借美国之势扩张军力，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完全沦为美国棋子。 例如，高市早苗政府一面配合美国炒作“中国威胁”，一面又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展现出战略自主倾向。 这种机会主义做法，反映出日本希望在美中博弈的夹缝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日本在追求“正常国家”地位时，严重低估了对华依赖带来的风险，中国手握稀土、石墨等关键资源供应链，占据全球90%以上的稀土精炼能力，而日本高科技产业高度依赖这些原材料。 旅游业方面，中国游客贡献了日本入境消费的40%以上，近期中方发布的赴日旅游警示已导致日本旅游业预定量暴跌，预计将拉低日本GDP0.36%。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产业链分工的逆转：曾经扮演“世界工厂”的日本，如今在电子、制造业等领域已被中国反超，甚至部分核心元器件需从中国进口。 这种经济不对称性意味着，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日本将首当其冲承受损失，美国智库报告亦指出，日本虽在军事上积极配合美国，但中美爆发冲突的风险极低，日本很可能成为大国博弈中的“前线牺牲品”。 日本右倾化趋势并非偶然，而是国内政治生态与社会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冷战结束后，日本革新势力衰微，政治“总保守化”导致对华友好声音减弱，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抬头。 例如，近年日本教科书将“侵略”表述弱化为“进出”，否认“慰安妇”问题，甚至将南京大屠杀称为“事件”，试图淡化战争罪责。 高市早苗本人便是右翼思想的典型代表：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并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这种国内氛围使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但民众态度却呈现分裂：尽管日本官方渲染“中国威胁”，民间对华感情降至历史低点，但日本经济界仍重视对华合作，毕竟中国连续多年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这种矛盾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在挑衅与务实间摇摆，进一步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 中日关系的走向目前面临两种可能。若日本持续挑衅，中日可能滑向全面对抗，中方已通过联合国“敌国条款”明确划出红线，强调日本若挑战战后秩序，国际社会有权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而无须安理会授权。 经济上，中国可进一步收紧关键资源出口，精准打击日本产业链，另一种可能是日本国内理性力量占据上风。 目前，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已削弱高市早苗的政治基础，在野党联合反对其激进政策，民众对日中关系恶化的担忧也升至53.6%。 若日本能纠正错误，中日关系或可回到“低信任共存”的轨道。 今天，中国已具备足够实力反制挑衅，但中方仍坚持“区分开来”原则，将日本人民与右翼势力区别对待。 这种战略定力背后，是对地区稳定的大国担当，日本若继续在危险道路上试探，不仅难以实现“正常化”，反而可能再次沦为历史的反面教材。
